元嘉之治，是指宋武帝至宋文帝期间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由于出身底层，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于是，刘裕从他掌权到称帝前后，推行了多项改革政策。
在政治上，他体恤民情，集权中央，整顿吏治，重用寒门，以策试选拔官吏，弥补九品中正制的缺陷，废除苛法，轻徭薄赋，赈济穷人，打击豪强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还地于民。主持“土断”，并精简许多侨州郡县，扩大政府的赋役对象。同时，发展教育，大力笼络文人，弘扬文化，广收图籍和书籍。
在军事上，由于宋武帝刘裕在晋末南征北讨，平定孙恩、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军阀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使刘宋疆域的北部防线到达潼关、黄河一带，为江淮流域的百姓休养生息提供了北方大片缓冲的屏障地带。
公元422年，在位仅三年的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而遭到杀害，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
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宋书·良吏传序》），在位三十年间，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开创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这一时期，刘宋与北魏虽多次交战，但宋魏交战都是发生在北方的河南和淮北地区，南方的淮南和江南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学界一般认为，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但其实，作为一种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败于太子刘劭弑杀文帝后，刘劭之乱标志着经宋武帝和宋文帝两代人的努力才构造的士族、庶族、宗室互相制衡以及中军与外军互相牵制的平衡体系被彻底打破。
宋孝武帝即位后，对元嘉时期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力图恢复宋文帝元嘉时期的繁荣。
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
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
统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
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3]。
但作为一种政治局面的“元嘉之治”已经一去不复返。
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
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
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
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
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
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
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
此外，还减轻杂税、徭役等。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创建四学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
同时，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
史学
史学上，这一时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称为“史学三裴”。
其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著名。
三国志注
史书记载，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三国志注》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深远。
同时，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文学
文学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笔简洁俊秀，记录了魏晋人物数百位，后者无出其右，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
“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范晔穷尽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后汉书》，因为资料翔实，文才横溢，被后人称为“良史”，并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科技
科技领域，宋政权虽然短暂，却同样留下了灿烂的光芒。
医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时，政府设置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工作。
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制成《元嘉历》，此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推动了中国历法的发展。
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刘宋末年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他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杰出成就领先了欧洲1000年之久，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此外，他还制造了指南车、发明了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还有他发明的“水碓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艺术
此外，书画、围棋、佛教、道教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
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8]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
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
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二是鼓励农桑。
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
于是，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
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
史称其时：
“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
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
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