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使得天下大治,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唐高宗即位之初,君臣都牢记唐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唐高宗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唐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提倡文教,由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

永徽之治的背景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遗爱被杀,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皇位由此得到巩固。

永徽之治的政治

李治登基之初,就把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永徽之治的经济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永徽之治的特点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永徽之治的政绩

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李治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

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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