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使得天下大治，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唐高宗即位之初，君臣都牢记唐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唐高宗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唐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提倡文教，由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遗爱被杀，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皇位由此得到巩固。
李治登基之初，就把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李治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
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