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

Sun bin bing fa

《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孙膑创作的中国军事著作。《孙膑兵法》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孙膑兵法的内容简介

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孙膑兵法的创作背景

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困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今山东省菏泽市或河南长垣)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的作品目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

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孙膑兵法的作品思想

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孙膑特别重视道,这一点和《六韬》很相似,在《孙膑兵法》的治国、治军以及治敌各个方面,孙膑都反复强调道的作用。孙膑不迷信赏罚的作用,认为必须“用民得其性”才能做到“则令行如流",如果违背民性,而赏罚就会失去作用。孙膑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竟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比起特别迷信赏罚的作用的尉缭,孙膑见识要更深一层。孙膑认为顺应民性,就是合乎“道”,充分反映了《孙膑兵法》受到了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谨慎,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膑兵法的历史评价

在群雄继起、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思想和文化得到了大解放。齐国是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齐威王、宣王之时,曾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稷下学宫,招集天下奇人异士,著书立说,游说讲学,其中黄老道家为其主体。宽容的学术政策和良好的学术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博学多识的黄老道家人才。从而形成了兼收并蓄集大成的战国文化。同时,军事和战争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题,倍受人们的关注。虽然兵学并不是中华文明的主干部分,但却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里富有特色的一部分内容”,兵家从产生之时,就不是完全独立的学派,而与道家有密切的联系。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乍看上去,仿佛与兵学并无关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虽然道家提出了“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然而老子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这里老子又对善战者提出要求。《老子》中还载有:“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可见,道家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的,而是对战争持一种“后发制人”的态度。道家非常看重“道”,即希望可以按照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道”对于中国兵学影响十分深远。《孙膑兵法》强调作为“王者之将”必须具备“知道”的能力,所谓“知道”,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非常看重战争法则。道家的思想中还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孙膑兵法》诸篇中继承了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积疏》篇中主要涉及的是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事物的关系,《奇正》篇则主要论述奇正的相互关系和变化,对这些充满了矛盾和对立的事物进行集中描述,揭示出了事物的本质,两者之间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等等,这些都是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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