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平二年（公元999）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和宋辽边境形势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1]
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宋朝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1]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
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2]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
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3]
从这时的辽朝来看，萧太后逐渐的治理内政，励精图治，国内逐渐稳定下来，奠定了发动战争的基础。
1.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2.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3.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4.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积极
一、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二、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
三、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消极
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
同时，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宋、辽双方兵备松弛，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国击败。辽国残余势力只得西迁，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延残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国称臣。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
对宋而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输金纳绢，以求辽朝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索取，以金钱换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
对辽国而言，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