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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召分陕”奠定“成康之治”

时间:2020-11-06 10:07:42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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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召公,一般人会感到陌生。其实召公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是一个被民间故事、传奇小说充分演绎的时代。

召公生活在商周更迭之时,他跟姜太公是同事,跟周武王周公更是一家子。

光怪陆离的《封神榜》,令姜子牙盛名不衰,也令那个时代引人注目。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没召公啥事。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召公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古史料往往极其简洁,人物事迹语焉不详。相比而言,关于召公的史料相当多,《尚书》、《诗经》、《史记》等,都有相当篇幅记载了召公的事迹、言论。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周官》、《旅獒》、《金滕》、《召诰》、《君奭》、《顾命》诸篇,都与召公密切相关。

“周召分陕”奠定“成康之治”“周召分陕”奠定“成康之治”

上海博物馆近年整理的战国楚简(简称上博简)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其中《诗论》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这部《诗论》惜墨如金,共评说了约60首诗,有的诗仅有一两字评语,而关于《甘棠》的评论,却不厌其烦,反复申明其意,20支竹简中,有五支简提到《甘棠》。足见孔子对这首诗、对召公的重视。

从上述史料看,召公在周初地位崇高,在周灭商、周公平叛等重要事件中,功勋卓著。他是个长寿的人,在周朝“第一代领导人”纷纷谢世之后,他的地位愈发重要,促进了周朝的安定强盛,为“成康之治”的出现贡献良多。

“主持”革命成功典礼

召公,也叫邵公、召伯,姓姬名奭(shì),西周初年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燕国第一代国君,召、邵、燕等姓的始祖。

关于召公的家世,历来有两种说法。据三门峡文史研究者姚学谋介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是周的同宗支系,普通的姬姓贵族。而《白虎通义》、《谷梁传》等,则说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哥哥。一般认为他是文王的庶子。

在周文王时期,姬奭已颇有作为。据三门峡文史研究者杨书忠、刘安璋介绍,按照史籍记载,文王曾命他南下巡访江汉诸国,“搞统一战线”。后来八百诸侯会盟津、战牧野,其中不少来自今四川、湖北的小国,说明姬奭的外交活动相当成功。

周武王迁都后,将岐山一带分封给重要大臣,姬奭的采邑叫“召”,因此被称为召公。

武王伐纣时,召公参与其事,功勋卓著。《诗经•大雅•召旻》作于周幽王时,痛惜当时再也没有召公那样的大臣,其中追述召公伐商之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

召公更多的战绩,史籍阙如,不过牧野大战后,在周军进入朝歌城的仪式上,却显现出召公的地位:“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他和周公护持周武王左右进入朝歌。在随后举行的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担任“主持人”。后来,他又奉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召公奭是武王伐商大业的重要助手,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随后,召公受封燕国,但被留在朝中任职,以长子代行燕君之位。

灭商之后仅两年,周武王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并不稳固的政权。其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代行王事,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相传周文王有100个儿子,也就是说武王有90多个兄弟,这些人大多怀疑周公有篡位之心,尤其管叔等“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

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所谓“三监”,武王灭商后,将商王畿分为三部分,分别由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统领,监督殷商遗民,防其造反,称为“三监”。“三监”手握重兵,又与纣王之子武庚勾结在一起,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支则是担任太保的召公,他在朝廷中举足轻重,有相当的号召力。

此时,周公内外交困,初生的周王朝面临巨大危机。

“分陕而治”安天下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院内,玻璃钢罩着一个三米多高、大树般粗细的石柱,这就是著名的“周召分陕石”。

“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陕县张汴塬)。“周召分陕”,就是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据姚学谋介绍,这个石柱原立于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再后辗转收藏在了虢国博物馆。石柱上刻有文字,已漫漶不清,据考证是唐朝武则天时期所勒。

“周召分陕石”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当时却极为重要。成语“分陕之重”,即能让人掂出分量。“周召分陕”,意义极其重大,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备受怀疑的情形下,这个举措稳定了人心,为初创的周朝走向安定富强奠定了基础。

处于信任危机中的周公,处境很艰难。“三监”与武庚都别具用心,作乱如箭在弦上,势所必然。而如何赢得召公等朝中大臣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决定平叛成败、决定周王朝安危的关键因素。

当其时,周公必须说服召公,让他为自己解除疑虑。《尚书》中的《君奭》,就是周公专门为说服召公写的。如《史记》所说,“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在这篇文章中,周公开诚布公,列举古之贤臣表明心迹,希望召公明察自己,与自己和衷共济,带领周王朝走出危机,成就文王、武王未竟大业。

从现存史料看,周公赢得召公信任并不容易,经过几次反复,召公“乃说(悦)”,相信了周公的忠诚。而“周召分陕”,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我没能查到研究者对两者因果关系的论述,但据我个人推测,“分陕”与赢得召公信任,这两者当有必然联系。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仅凭语言的承诺,一般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而“周召分陕”,则让周初的权力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由周公摄政、大权独握,演变成周、召分别掌控周王朝关键区域。

“分陕”之后,召公掌控周王朝王畿之地,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而所有关于周公的猜忌都会大大缓解,“三监”叛乱的借口也不再堂而皇之;周公则掌控今洛阳及东方广大地区,没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平叛战争。

由此结果看,“分陕而治”实在是高明的双赢措施。

两位朝廷重臣之间的信任,朝廷上下形成共识,平叛战争取胜成为必然。周公东出征伐,用了两三年时间,打败叛军,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随后,周公继续向东用兵,征服与“三监”遥相呼应的淮夷徐、奄、薄姑等方国,将周朝势力拓展到长江流域。东征之役,一举荡平武王伐纣后所有不稳定因素,为周王朝走向安定强盛奠定了基础。

开创“成康之治”

洛阳周王城广场,“周公营造洛邑”巨型雕塑气度恢弘,一般都认为,营造位于今洛阳的王城和成周城,是周公所为。但从《尚书》中周初诸诰看,召公也是营建洛邑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之一。他身为太保,“燮理阴阳”是职责所在,先于周公勘察营建洛邑地址,以龟甲卜新邑之吉凶,并测量地形,测定城郭、宗庙、宫室、朝市建筑物的方位,参与了新都的整个营建过程。

天下安定,成王也长大成人,周公随即还政成王。数年后,周公病逝,召公的地位越发重要。又过些年,成王也病逝,临终对太子很不放心,把他托付给召公、毕公、毛公。召公作为托孤重臣之首,责任重大。“自成王崩后讫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此时,他已经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年事已高,却仍勉力处置政事,教导新君。他“其身先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诚,则社稷岌岌乎殆哉矣”,吸取教训,处处把握分寸,避免僭越,立康王的典礼上,“特为非常之礼,迎之南门,卫之干戈,奉之册书,被之冕服,而又率诸侯北面而朝之,以与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晓然知所定而无疑”。

对于康王这样的太平君王,召公唯恐其不知创业之艰难,反复申说王业来之不易,告诫康王务在节俭,勿多欲,以笃信治天下。

经历商周之变,召公对兴衰有着切肤感受和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殷商自有“天命”,但却被周取代,这说明“天命靡(无)常”吗?因此,不能只依赖天命,还“不可不敬德”,要借鉴夏代、殷代得天命而后“坠厥命”的教训。作为天子,虽接受天命,若不恭谨于自己的德行,其国命便不会长。接受天命后,必须敬德保民,“矜细行”而成“大德”,才不会使国家“坠厥命”。召公强调勤勉修德,并作为治国前提的思想,这对后来儒家“修齐治平”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召公“宁劳一身,不劳百姓”,宁愿在甘棠树下搭草棚办公、住宿,并非偶然,而是他执政思想一以贯之的结果。

在召公等人的辅佐下,周康王时期成为周朝的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天下安宁,刑具四十多年不用。后人把这段时期与成王统治末期合称为“成康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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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成康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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