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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募捐艺术家: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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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年~1951年),生于天津,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6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杰出的募捐艺术家:张伯苓杰出的募捐艺术家:张伯苓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捐何止千万。在张伯苓的募捐艺术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几乎每一次蒋向南开捐款或拨款后不久,就会得到张在政治上的回报。这里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像是,张虽然不愿参与政治,官也做得一塌糊涂,但是他用政治方法回报捐款人却运用得十分精彩,令人赞叹。

张伯苓同蒋介石最早发生关系是在1931年1月,他为南开募捐经费,赴南京,经他的学生介绍,首次与蒋会面。双方都留下良好的印象,蒋对张所创办的南开教育大加褒扬。对于张婉转提出的劝募请求,蒋表示“极愿补助南开,惟补助方法须待研究”。但是这一研究就是6年,直到1936年2月才兑现允诺。

在这次会见后不久,张的政治观点发生变化,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讲演时特地谈到国民党问题,他说:“我非任何党派,但我是很赞成国民党的。”张有许多学生在蒋身边做事,蒋也很关心张和南开教育,还经常表扬张本人和南开教育。民国时期天津最后一任市长杜建时,为张的得意门生,又是蒋的心腹爱将。杜后来在谈到校长与蒋的关系时说:“蒋因张孚有人望,久已蓄意拉拢他。南开校友中,不少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张每有所需,必有人直接或间接报告蒋,蒋必设法满足张,这样布下天罗地网,就使有志爱国、热心教育而政治上糊模的张不能不入其彀中”。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上台,官方始终没有给南开大学一分钱的公款补助,但是在蒋、张会面后的第二年,国民党政府“补助”南开大学6.2万元。

1933年6月蒋亲自致函张伯苓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张回函表示:“倾奉谕函,征求裨益时局之见闻,仰见我公无时不以谋国为心,一柱擎天,而虚怀若谷,不胜为之钦佩。华北事由何、黄二先生主持,措置均甚得宜。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欲一知半解动扰聪听。兹承颁给电本,仅当密藏待用。不过知识谫陋,虑无以仰赞高深为汗颜耳。”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后,在北平成立了“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任委员长,并拉拢华北地方知名的各界人士为委员,以壮门面。当时张伯苓受他的学生、国民党中央党务冀平津特派员张厉生的敦请出任委员,张未详查其他,就担任了这个职务,并几次从天津来北平参加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做国民党的这个不是官的“官”,但拒绝领取任何报酬。

1934年设在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作为该校校长,张作为学生家长出席(张的四子张锡祐为该校学生,1937年抗战时为国捐躯),二人都在会上致词,这是两人第二次会见。标志着张在蒋政权中的分量,得到又一次加码。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公款补助占45%左右。这些补助虽然在表面上是张的四处“拜庙”、苦心积虑募捐的结果,但实际上与他同蒋日渐密切的交往不无关系,所以为当时其他私立学校所侧目。

桃李遍天下中枢捐巨款

1935年2月,张伯苓赴重庆参加禁烟会议,顺便考察那里的教育,拟在那里开办南开分校。第二年1月张为此到南京筹款,在宁的南开校友开会欢迎他,他在会上淡及在重庆建校及经费困难时,有校友提出可商请政府资助。会后他的学生、CC系大将张道藩将校长要在重庆建校之事报告陈果夫,陈又报告蒋。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心腹大将、上海市长吴铁城登门拜访张,并代表蒋约张晚餐。席间蒋对张及南开教育表示关切,并询问张对发展四川的看法,张提出:“发展四川,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重要”。

公允地说,张的这种看法颇为中肯,很能代表当时一些工商、实业界人士的心态。

蒋表示赞同张的看法,并当即提出个人愿捐赠5万元法币,以助在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这样一来,各地官员如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而且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由此又带动其他各界,特别是工商企业界的捐款,如:康心如、吴受彤、刘航琛、胡子昂、范旭东、陈芝琴等,很快就筹足了第一期建校工程所需的15万元。此时教育部又向新创办的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6月改称重庆南开中学)补助2万元,1937年又募捐得第二期工程款20万元,1938年得到第三期捐款20万元。到这时,张的募捐有如“水到渠成”、一改往日的困顿局面。

1936年夏,张伯苓准备在重庆南渝中学设一个图书馆,就召集了一个募捐会,会上他把建筑图纸拿出来让大家看,“没想到大家都面无难色”。美丰银行经理康心如提出,他的哥哥康心孚为留日学生,曾在北大任教,存了很多书,现在已经故去了。为了纪念哥哥,他扪,算把书捐了,并再捐10万元建一个图书馆。但总想不出来把钱捐给谁更好,这回有幸碰到张校长,于是很痛快地决定捐给南渝中学,先期款3.5万元立即交付,同时还打算捐常年经费。南渝中学校址旁有一块土地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张想把它买过来,但是费了许多周折就是谈不成。因为那块地的主人是康心如银行里的一位职员的,张伯苓“同康心如一提这事,问题就解决了”,那块地后来不是卖,而是捐给了张伯苓。此外还有许多人主动提出向张伯苓捐物捐地,如卢作孚以及西南的一些军阀,但均被张拒绝。

至此,学校拥有800多亩土地,初具规模,同时招生、立案、会考等项事务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关照。当时人们惊奇地感叹南渝中学的建校速度如此之快,设施、设备、规模如此之宏伟,这就是蒋捐款5万元的效应。

张在谈到此事时,不无自豪地说:“蒋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

此后张在各种场合都宜传蒋是抗日的领袖,但是他对蒋最好的回报是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最关心的是蒋的安全,12月14日张以南开大学校长名义致电张学良、周恩来,吁请释放蒋。

国民党中央认为,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而周恩来又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去劝说张学良、周恩来较为妥当。于是孔祥熙在16日给张拍一电报,请其速来。

17日张飞抵南京,与孔接洽,准备为西安事变斡旋。但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6日蒋被放回南京,张从南京回到天津后,在校园里大放鞭炮,还召开了庆祝大会,他发表演讲称这次事变是中国政治上的一次逢大凶,化大吉,说他得知蒋被放回来:“自己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后来他把周恩来的照片摆在桌子上,自己站在桌旁,拍下了一幅照片,算是同他最爱戴的弟子的一张“合影”。

西安事变是蒋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许多人在事变中的态度,成为蒋后来对其亲近与疏远、重用与打击的依据。所以蒋很满意给张伯苓5万元捐款获得的回报。1937年7月蒋邀请张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国事座谈会。在会上张首先提出:我们应该不分党派,团结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他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在座的周恩来也表示赞成。大家签名发表拥护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宣言。最后他还挥手高呼:坚决拥护抗战的蒋委员长!令在场的胡适等人颇感意外。此后张在政治上更加坚定地走上拥蒋的道路。

七七事变后,南开因被日军仇视已久,校园遭日军炮火猛烈轰击,全校付之一炬。当时张正在南京筹划迁校之事,经闻南开遭此厄运,异常愤怒,念及30多年惨淡经营,一草一木皆亲手建树,今朝日军入侵,一切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但是他面对《立报》记者却说:“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决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精神,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对于下期开学一切事宜,正赶事筹划中。”人们被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黄炎培等人纷纷向他致电,谴责日寇的野蛮行径,对他给予慰问。

7月31日张面见蒋,汇报南开被毁之事,蒋对此深表惋惜,并安慰张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在内地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蒋果不食言,在他的关照下,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临时大学,同年10月1日在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同享国立大学待遇,张再也不用四处为大学的经费“求告”化缘了。

张伯苓定居南渝中学的教工宿舍“津南村”后,蒋介石得讯曾前往拜访张,还参观了南渝中学。蒋赞扬道:张先生在抗战期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如此完备的学校;为国家培育人才,令人尊敬。这是蒋第一次看望张。

1938年8月10日蒋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共进午餐,陈布雷做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8万元的决定。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从这次武汉之行也可看出,张的募捐对象已经从民间转向军政当局,他的办学基础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影响他后期政治态度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盛情难却步入仕途

1938年6月q6日蒋介石提名张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7月,张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改变了他早年对严修“一生不做官,专心办教育”的允诺。然而他在副议长这个职位上干得并不顺利,仅在黄炎培日记里就有两次这样的记载: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两仪街20号召开,议长为汪精卫,张伯苓为副议长,致词颇多失礼,闻者不满”。

“1939年元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召开,新议长蒋介石,参议员代表、年长者胡元侠宣读黄炎培前日所起草之欢迎词,副议长张伯苓致词,甚失当,此君总是如此,真无如之何”。

在参政会的代表中曾流传着“张伯苓牛马不辨”的笑话:有一次张主持参政会,一位姓马的代表传递纸条要求发言。张接过纸条一看,可能是产生了联想,于是大声宣布:下面请牛代表发言。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依当时的习惯是在“某代表之后要加上其名或字,或雅号”,例如:请牛代表玉山发言,是指牛玉山。而张的宣布不但姓氏搭错,而且名则无所指。幸亏有人及时为他纠正,才避免了一场尴尬。事后他想起来也大笑不止。

他在主持参政会时,以南开校长的习惯打断别人的发言或随便诘问,引来众人的不满。邓颖超就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发言指责他:“校长,请您注意,这是参政会,不是南开!”后来他谈起这段往事时还说:在参政会上就是邓颖超敢顶我。至此,张深受蒋“礼遇”之累,感慨颇多。但作为此时的他,也只能这样“累”下去。正如他的学生周恩来所说:“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政治工作。”

国民参政会的首任议长是汪精卫,汪出逃越南后,议长职位空缺,国民党内争相窥视。蒋经过再三思考,决定自任议长,其他党派对此颇多指责。恰在此时,张向蒋发出贺电,祝贺他“当选”,意在为蒋解围,得到蒋的“嘉许”。

1942年2月13日,张拜会蒋,为抗战胜利后的南开复校经费问题与蒋洽商。蒋仍表示:有中国即有南开13月27日蒋批准拨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费10万元。不久,张再次申请追加。7月,蒋指令追加补助费10万元。

对蒋这次拨款的回报,张虽是精心安排,却略显“措置不当”,且有过分“奉承”之嫌。

1942年8月,蒋所著《中国之命运》出版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张在家中召集南开教务主任喻传鉴和几位高中的语文教师座谈。张问教师:你们看了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了吧?教师们没有说话,张似乎不高兴,随即把这本书夸奖了一番。教师们仍然没有什么表示。张又问喻:咱们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送他们每人一本,我看选上几段当课本讲怎么样?教师们还是不说话。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事后一位教师说:这类政治人物的政治文章,不论是词语写法,还是段落编排,以及文章内容,都不适合作为教材。其实张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他也未必真要这样做来贻误他的弟子,因为他相信蒋会很快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他的目的。

1948年3月原考试院院长、58岁的戴季陶“因年老不能视事”坚辞去职(戴曾多次向蒋提出辞职不获)。蒋电邀72岁的张伯苓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考试院院长。张已经吃够做官的“苦”和“累”,再也不想做官了,蒋仍按自己的意愿礼遇他,再三电邀,并电令杜建时相机劝驾。张对杜再三恳辞说:“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可是杜仍三天两头到张宅反复劝说却无效果。不久陈布雷驰电曰:“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知道不能再推辞了,在无奈中复电:“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就是这个“不忍”二字,再次将他“累”入违心之境。张任考试院长后,有人喜欢,有人惋惜,有人反对。校友会会长严子亨坚决反对,曾多次劝张不要去南京。在张上任前,许多学生都来挡驾,黄钰生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指蒋)还能以您一个人的力量,去挽回颓局吗?”张只是说:“唉,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我就去跑一跑吧!”到这时他实在是言不由衷,行不由思了。

据说张伯苓在就职仪式那天,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走到台上,把扇了一摇,对下面的人说:“兄弟对这项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副院长(贾景德,阎锡山派系的干将)管理。”说完就下台走了。

从1931年蒋、张第一次见面,到1948年张出任考试院院长,蒋蓄意拉拢,刻意培植达17年,才达到最终目的。但他就任时的这番讲话,肯定不会使蒋满意。

由补助经费到关心生活

蒋对张的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参观,5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不一而足,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大学了。张也经常理直气壮地向蒋提出补助南开经费的要求。

张伯苓因病人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蒋偕杜建时前来探望。杜建时曾有文忆述,记载甚详。

1944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授予张一等景星勋章。4月5日为张70岁寿庆,在此前一天蒋赴“津南村”为张祝寿,并发表演说“希望中国的学校都能办得像南开这样好”。还赠送手书的条幅“南极辉光”,以示“优遇”。

张听说孔祥熙也得过同自己一样的病,是在美国得到根治,于1945年12月,令长子张希陆访问孔祥熙,探问在美治疗情况。孔很快将此事告知蒋,蒋表示同意张赴美治病,并赠1万美元。张在美国治疗期间,洗澡不甚跌倒摔伤。蒋得知又捐5000美元治疗费,同时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代表前去看望。

1945年8月,南开大、中两校面临北迁复校的诸多问题,张两次致函蒋,就天津的敌占校舍、经济损失、经费补助等项恳求蒋。8月14日张给蒋的呈函中表示:“伯苓年事虽高,仍当竭其全力重建南开,以符为国育才之私衷。”蒋接呈函后批与文官处“可与商改国立”,后经教育部研究批复:拨30亿元,用于西南联大搬迁,其中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1946年4月教育部根据蒋的旨意,明令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这是张没有想到的,也是极不情愿的,他不忍心亲手所树的南开大学,就这样由教育部去随便的“国立”了,许多南开校友也为之惋惜。但是偏偏有人“安慰”张,说这是教育部为张解除了他多年来四处募捐的苦劳。他是笑也笑不起,恼也恼不得,只有叹息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蒋介石为自己解除给南开拨款批示的“苦劳”。两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都对张绕过教育部,直接向蒋申请经费补助表示不满。朱更是直接提示蒋:国体之教育制度不能因一人之私谊而偏废。蒋默然,无言以对。一开始,蒋还把张的经费申请在行政院的会议上要求通过,后因蒋不满教育部的巧妙为难,索性直接下令拨款。从公理说,既然南开大学经费完全出自公款,改国立顺理成章。否则,蒋不知会为张的经费补助,申请指示多少次,他也不可能为此继续得罪国民党内的两大主要派系。

张伯苓对于蒋这次拨款的最好回报,是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选举总统时,联合胡适等200多人,提交了推举蒋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议案。

因时而做因事而为

张回报蒋的方法常常是因时而做,因事而为,十分得体。其中一项是维护政府的各项政令、举措。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筹集军费,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南开都认真开展。本来南开校园里的募捐就非常多,到重庆后更是有增无减。其中上规模的1940年有两次,1941年有两次,1942年有4次,1943年有3次,1944年达到高潮。除了为学校的募捐之外,还有什么“节约储蓄竞购大会”、“竞购战时公债”、“慰劳湘鄂抗战将士”、“七七献金”等不一而足。如此频繁,近乎于“滥捐”的程度,使在校学生和各地校友都麻木了,校友会几乎变成一架募捐机器。有些捐款虽然没有直接使南开受惠,但是为学校博得政府好感,也拉近了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促使政府增加对南开中学的公款补助:从1938年起教育部每年补助5万,四川省每年补助1.2万。1940年8月起,教育部的补助增加到7万。1942年重庆社会局每年补助1.5万元。这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对私立学校而言,是绝无仅有的。

张伯苓的另一种回报方式,是劝说他的学生接受蒋的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民间怨声载道。这些现象通过学生直接反映到校长这里。但张伯苓认为,国,民党政府还是比北洋政府好一点。每当有学生同他说起这些,他就以此对比进行劝说,这一点也是蒋最初能够拉拢张做官的基础。

‘1948年5月,有一次杜建时同张伯苓闲谈起政局形势说:现在国共打得很厉害,国军装备虽好,但在各战场均不能取胜,东北方面已岌岌可危,去年魏德迈来津很露骨地表示不愿意支持蒋主席,政府前途恐怕麻烦很多。张却开导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都好,总得一点一点地好。”

南开各校先后有几万学生,如果他们都接受了校长的这种宣传,蒋就达到了目的。因此,蒋对于张的这种回报,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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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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