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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时间:2019-10-19 16:51:10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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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特别是大国更加明显。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地区间城市发展的差距,“春风不度玉门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区域城市发展差异的真实写照。

历史上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历史上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是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早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初年,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城市,随后是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经过商、西周时期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商末全国有城市26个,春秋时已近100个。当时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农耕经济发达,同时也是全国人口集聚之地,绝大多数城市分布在黄河流域一带的北方地区。秦统一全国后,为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在全国设置了36郡,后又增至40郡,由此南方城市开始有了发展。自汉一代,中原地区仍然是全国政治、文化重心所在,因而北方城市发展速度高于南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动荡大分裂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据统计,自晋怀帝永嘉到南朝宋文帝元嘉一百多年间,北方南迁人口即达90万。他们不仅为南方的开发带来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江南已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当时史书记载道:“江南之为国盛矣”。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导致城市的区域空间分布发生变动。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内我国共设新县220个,其中四川、湖北、广东三省在数量上分别居前三名,而地处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合计仅及广东一地之半。南方城市除数量上增长较快外,其城市规模的扩展也是空前的,涌现出一些特大城市和一大批工商业发达的大中城市。如建康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东晋初年有居民四万户,经200余年发展到梁武帝时,户有二十八万。其他城市如京口、广陵、寿春等均是当时颇具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和军事重镇。进入隋唐以后,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经济更是持续发展,经济地位亦进一步提升。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可见当时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已跃居北方之上。唐代新增设的140余个城镇中,有105个位于东南和西南地区,其中长江干流东南侧新设县城达60个,位于西南地区的新设县城达45个。至此中国古代区域城市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基本的经济区,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城市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开发的重心所在。

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全国各地市场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此一时期南方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更是独领风骚,城市发展和分布南升北降的态势仍在延续。《广阳杂记》即记有“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可见一些南方城市的经济地位与府城首都齐名。在商品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手工业空前发展,雇佣关系出现,城市经济功能日益凸现。由于市镇的蓬勃兴起,小城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日趋均衡。同时,边陲地区城镇也因政府大规模移民和屯田有一定发展。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新力量出现,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取种种特权,以城市为据点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伴随着近代城市工业的产生、发展,中国城市经济逐渐由散点式增长转变为集群式增长,沿海沿江地区集聚了一大批具有较大聚集辐射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由于各区域城市工业发展不平衡,使我国城市在空间分布上沿海与内地不平衡性加剧。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战败,在帝国主义威逼下,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一大批通商口岸。这些条约口岸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当时国内一些基础较好的重要城市都成了对外通商口岸。中国的国内经济运行被置人近代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影响之中,导致中国城市传统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变化。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人口向经济繁荣的大中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转移,使得这些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城市结构功能亦向近代转型,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沿海沿江城市发展尤为迅速。以上海、汉口、重庆为中心城市的长江沿江城市带已初显雏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城市工业化运动的强力推动,中国城市区城空间分布特征有了新的现象:除沿海沿江城市带进一步发展外,北方出现新兴城市集聚区,即东北城市集聚区。沿海城市带呈现由南往北扩展趋势,山东、华北地区城市因外贸和工业引发迅速成长。以大机器工业出现为标志的新式城市,打破了旧式城市封闭呆滞的格局,城市功能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导致城市地域范围大规模扩展和人口的急速聚集,城市近代化由此进入一个突破性的迅速发展阶段。

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间外资在华建厂矿1366家,其中大多数资本都在10万元以上,总投资额为10215.3万元,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武昌、哈尔滨、长春、大连等沿海沿江城市。这一时期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分布南强北弱的局面,对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空间分布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区域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城市和西部广大内陆城市之间。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形成始于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开始在东北部分城市实行殖民统治,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城市逐渐成为东北中心城市,在它们带动下,形成了一个以辽中沈阳(包括抚顺、鞍山、本溪等)为核心,哈大铁路为纵轴、滨绥铁路和沿海港口城市为两翼,以重工业为主体兼有部分轻工业为特点的东北城市空间分布结构。中国现代城市体系的结构布局初步形成。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地区三大区域城市密集分布区,以其不到全国50%的面积囊括了全国50万以上人口的全部10个大城市和19个中等城市中的16个,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所在地。而面积广大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分布稀疏,沿海沿江与内陆地区一东一西城市空间布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距随着东部城市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大。早在1843年,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城镇密度已达到4.3~6.1个/万平方公里,约为内地的4.6倍,到1893年,沿海城镇网密度进一步上升为6.89个/万平方公里,沿江地区为5.81个/万平方公里。而内地城市在40年中处于停滞和衰落之中,城市数减少了3个。至1936年,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网密度相当,仍高于内地约6.7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部沿海沿江地带相继沦陷,大量人口西迁大后方,导致西南和西北内陆城市人口规模一度扩张。如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人口由1937年的473904人,增长到1946年的1245646人;成都由战前42万人,增长至抗战后期的742188人;抗战爆发后,据不完全统计,内迁工厂达1500家,工人10万余人,分布在四川、湖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工业发展和人口大规模内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建设,使西南、西北城市获得自近代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改变了当地城镇布局,涌现出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及桂林、贵阳、昆明等一批区域中心城市。在它们的带动下,周边区域城市亦较快发展起来,1936年西南、中南、西北民族地区5万人口以上城市所占全国比例为5.2%,至1949年,这一比例上涨至8.4%,十多年增加了3.2个百分点。可惜的是这种由于战争因素所引发的城市发展,在抗战胜利后随着大量工厂和人口的回迁而一度中断,再经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西部地区城市发展一蹶不振,甚至出现萎缩、停滞。可见,内陆地区城市因战而兴的发展是短暂的、脆弱的,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近代以来区域城市空间分布东密西疏,城市发展东西部严重失衡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这种差距随着东部地区生产的恢复又呈现日趋拉大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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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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