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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何隐居去编修《资治通鉴》?

时间:2019-09-18 07:23:12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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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全书分为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16朝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为何隐居去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何隐居去编修《资治通鉴》?

那么,半世为官的司马光,官声如何?他为何求居闲职,耗尽后半生的心血编修《资治通鉴》?修史,是否为了借助历史打击主张变法的王安石?这部书又为何会得到宋英宗和宋神宗两位皇帝的鼎力支持?

司马光,北宋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于北宋一个官宦人家,祖籍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称“涑水先生”。1086年,68岁的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称之为“司马温公”和“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是一个早慧之人,儿童时代的砸缸故事,被《宋史·司马光传》收录。据说在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和洛阳等地就流行着《小儿击瓮图》,以表彰其事。

宋仁宗宝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038年,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随后被派往华州任判官。不久,他的父亲调往杭州任官,于是司马光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以就近照顾双亲。宝元二年到庆历元年,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期满,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职,这份命令文书的起草人是时任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司马光当时只有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

从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从庆历四年下半年开始,改革派逐渐被打压。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朝廷政治中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他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司马光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仁宗时期的司马光尽管写了许多文章,但基本属于个人积累,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只有劝仁宗确立接班人一事。

宋仁宗老年无子, 1056年春,仁宗因病数月不能上朝,皇位继承问题再次紧迫地被提出来。不少朝中重臣先后上奏,建议定立皇储。司马光此时在并州任通判,连上三篇奏折,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到了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

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进士及第后的20多年里,司马光一边做官,一边读书著述,既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也没有卷入到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这就使得他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历练和学术积累。早慧而不过早地成名,对于司马光后来的学术成就、个人声望和政治作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马光本人很看重学术的长期积累和人生的历久沉淀,反对急功近利。他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并著《释迂》一文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担任谏官之后,司马光开始活跃于朝廷政治舞台。从1061年一直到1065年,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直谏敢言,针对当时许多现实问题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所以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他“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

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的胞弟,也就是传说中八仙之一的曹国舅的原型曹佾,担任宰相,司马光就公开上疏表示反对。英宗要给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马光却上疏坚决抵制,指斥其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在宰相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贬。

英宗被立为继承人后,王广渊开始与英宗亲近起来,英宗即位后想重用此人,打算任命他为直集贤院。司马光上疏论其奸邪,告诫皇帝不可亲近如此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汉代的卫绾因为不陪着太子饮酒,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后周时的张美因为私下将公款献给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广渊在陛下被立为太子后,百般巴结,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重用这种人,将何以激励人臣守节?

1065年九月,司马光上《言张方平札子》,针对朝廷用翰林学士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方平文章之外,更无他长,奸邪贪狠,众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谏官中并不奇怪,但司马光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谏官之一。尽管英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些言论使得司马光开始变得声名显赫。

宋英宗对司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赏识,没有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而疏远他。1065年,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的是,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从而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

还在仁宗时期,司马光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并做了大量准备。开始为英宗讲读经史后,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这部书引起了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48岁的司马光,因此走上了实现少年理想、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

1067年初,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宋神宗后来强行将官告塞进司马光的怀里,司马光这才被迫接受任命。

1067年10月,司马光为神宗讲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意思是,听司马光讲读历史,一天都不觉得疲倦。

在亲自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史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全书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神宗当有所补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 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1068年4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必定生事扰民。他和协助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辩论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为了给王安石变法扫清障碍,宋神宗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负责朝廷的军事工作,少问政事。但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呆下去了,于是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永兴军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知永兴军相当于西安市长。自贬到地方,司马光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书局能随身而走,方便自己继续编书。

第二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西京御史台这样一个闲职,退居洛阳,不问世事,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完全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权的差使。1084年,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他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那是司马光从48岁到63岁的15年,对于从事史书著述来说,或许是一个黄金年龄段,而对于他的从政之路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段黄金时期。

司马光将自己的后半生基本上奉献给了编撰《资治通鉴》的事业。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地在修书,而是密切关注着从熙宁新法到元丰改制的朝廷政治动向,以修书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宋神宗也始终关注着司马光修书的进展,没有弃之不顾。毕竟,北宋时期的史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没有间隔,司马光所依托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与王安石所依托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隐一显两个智囊机构。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旨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重视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无论是他们的师长辈如欧阳修,还是他们的学生辈如苏轼,都无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遑论千年之后的当今读者。陈寅恪所说的“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许是历来政治家和读书人的共同选择。司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锐意进取,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开诚布公、敢于担当的精神。

当司马光给王安石去信告诫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知人论世”的政治家。当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响亮地答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改革家。

公元1084年底,因为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意在复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1086年,司马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68岁的司马光在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因病去世。

司马光的晚年和身后,都陷入到激烈的党争之中。但是,《资治通鉴》一书却一直受到重视。因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将个人的愤激之论与历史的资治价值区分开来,将传统史学的鉴戒功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编修期间相对远离政治,也使得此书的史实选择与历史情怀能够超越于其时的政治斗争,真正做到“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

无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说,还是从当今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后,此书就不断受到推崇,即是由于此书可以“资治”,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曾国藩《致某书》说得更加直接:“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资治通鉴》在当今依然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除了据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盛衰、民生利害,还可以在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养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司马光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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