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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

时间:2019-09-17 02:36:08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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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梁启超的著作人物传记《王荆公》问世。该书讨论了“荆公之政术”“荆公之学术”,详述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得失。此书被认为是20世纪评述王安石变法最具影响力且影响最为持久的力作。

梁启超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梁启超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评价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方法论上有突破。

历史上对于王安石的评价,特别是那些否定、批评的结论,从二程到朱熹,从元朝史臣到王夫之等,其理论基石主要是传统儒家思想,并最终落入儒法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的窠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之一,将王安石变法与欧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行横向比较,运用近代经济学、政治学原理对变法进行深入考察,是《王荆公》与此前所有相关论著的不同之处。

第二,盛赞王安石的品德与事功。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歌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超出此前历代人士的评价。他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把青苗法、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梁启超还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而流俗之人诋毁王安石、污蔑王安石,和小鸟嘲笑大鹏、蚍蜉摇动大树没有什么两样。梁启超写这本书,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翻一场公案,而是要让后人知道和记住这位历史伟人。

在《王荆公》叙论中,梁启超写道:“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大政治家之一,管仲、子产、商君、诸葛亮等,规模都不及荆公之宏远;他推行的新政,虽不能俱谓之成,但绝不能俱谓之败。

他主张依法治国,重视经济手段,兴教育,倡修武,这类思想有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的意义。王安石为盖世英杰,却一直蒙天下之诟,可见国人素来苟且,不恤国事,遂使千年如长夜。要尽早结束这漫漫长夜,就应当弘扬王安石的改革创新精神。

第三,极力为王安石辩诬。

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最多的一个理由是:新法扰民,与民争利,老百姓不满意。梁启超在《王荆公》之“新政之成绩”中反驳道:“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专制力,安能禁之?

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

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未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但局部农民起义、兵变频繁。据统计,从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熙宁变法的七十七年间,平均八年一次,仁宗庆历八年间更是平均两年一次。

但神宗统治的十八年间,以及从熙宁变法到方腊起义的四十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农民起义和兵变。

针对蔡京误国,而蔡京为王安石所荐的观点,梁启超反驳说,真正给本朝带来祸乱的是蔡京,能够令蔡京跻身显要位置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

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官员同僚都认为困难,蔡京五天就搞定,司马光欣赏他的才干,委以重任。因此,把重用蔡京的罪责强加给王安石没有道理。

针对王安石用人不当问题,《王荆公》专门论述了王安石的用人与交往,通过对三十九人的考察,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即以此四十人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

李华瑞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指出:“这是第一次全面论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功与过,迄今仍未有人继续更系统地做这项工作,尤其是为变法派的核心人物——被元史臣列入《宋史·奸臣传》的吕惠卿、章悖、曾布的昭雪是把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种表现。”

《王荆公》中还做了一些很细微的考证工作。比如,书中说据《宋史》记载,崔公度专以谄媚王安石为务,一次王安石如厕,他尾随王安石之后,手里拿着他的衣带,王安石回顾,疑惑不解,

崔公度却笑着说:相公,您的衣带有点污垢,我已用袍袖擦干净了,见者无不耻笑,而他自己却不以为耻。梁启超评论道: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么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么在厕中会有这么多的人?

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么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第四,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梁启超指出,王安石认识到经济不振的原因在于兼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解决兼并问题。他就此介绍了近数十年盛行于欧美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说王安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就试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今天的欧美仍不能实现,“荆公之所弊,惟在于是”。

社会主义是当时欧美最流行的主义之一,并传至中国,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梁启超把王安石变法与社会主义类比,显然是受到这一时代风潮的影响。

但梁启超是一位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他从立宪主义、改良主义出发,对社会主义持反对立场。1905 年10 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对君主立宪痛加驳斥。

梁启超则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之论战。事实上,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均存在曲解,论争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而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良。

而《民报》主要撰稿人朱执信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曾把“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意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曾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自居,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思想的核心,但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有根本不同。

梁启超批评市易法,反对政府经营金融、商业,反映出其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他称王安石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并非是因为赞同社会主义,只是用以说明王安石思想的超前性。

具体到各项新法,梁启超认为,唯有市易法有问题,“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原因有两点:首先,青苗与市易二法都与现代银行所营业务相近,青苗法带有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带有商业银行的性质,而“银行之为物,其性质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

其次,市易法的本意在于抑制兼并,但结果是,国家代替巨商大贾成为唯一的兼并者,没有谁能与它抗衡,老百姓受害后,更难以恢复。

梁启超写作《王荆公》,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层的个人动机。就时代背景而论,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

晚清是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外来思想纵横激荡,变革思潮风起云涌,王安石追求富国强兵的理想,与时代思潮高度契合。尽管距离王安石的时代虽已过去八百余年,但变法派领袖、启蒙思想家、文豪的身份,决定了梁启超对王安石的高度认同。

就个人动机而言,《王荆公》有强烈地投射现实的意味,为王安石翻案,其实是戊戌变法张目。1895 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完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

光绪帝意欲洗雪甲午之耻,于1898 年6 月11 日颁布诏书,宣布变法。随后颁布一百多条新政上谕,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光绪帝专门召见康有为,授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官职,给予其专折奏事权。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范围实施变法,以及光绪帝对康有为的信用等,与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似曾相识。9 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废除新法,这与高太后“以母改子”,实行元祐更化何其相似?

梁启超撰写《王荆公》的前后,改良主义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也多次论及王安石变法。在《原强》中,严复说:“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而昧者见其蔽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淆,至于亡国而后已。

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

在《原富》按语中,严复认为:“千古相臣,知财计为国之大命,而有意于理财养民者,荆公一人而已。其法虽病,然事难助寡使然。而其用意,固为千古之大虑,不容后人轻易排击也。”

在《法意》按语中,严复说:“王荆公变法,欲士大夫读律,此与理财,皆为知治之要者,蜀党群起攻之,皆似是实非之谈,至今千年,犹蒙其害。”

1908年8月,严复在由上海至天津的旅途中,批阅《王荆公诗》,写下了一段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语,系统谈及以下观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认为良法美意没有达到预期成效,王安石本人一直被后世诟病,令人费解。

二是肯定王安石的人品。认为其“经术志愿文章节行”,即便是那些反对他的人都予以称赞。

三是肯定新法为良法。王安石施行的新法是“千古之大虑,不容后人轻易排击”,新法之害一定没有攻击者说的那么严重,否则,后来恢复新法的“绍述”之说必定无从谈起。

四是指出变法本身存在问题。问题主要有两点:首先,新法有不合实际之处,在一州一郡行之有效的新法,放到全国未必适宜;在一国行之有效的新法,放到另一国未必适宜。

其次,王安石没有识人之明,没有正确对待赞成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人。问题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太过自信,无视反对派的意见。

五是分析了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一,“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其二,“事难助寡”。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达到变法所需的状态;变法难度大,支持的力量不足。

严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虽然无法与洋洋数万言的《王荆公》相提并论,但严复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晚清最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度并不逊于后者。

而且,严复对于王安石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的崇拜,其评述显得更为冷静、客观。由于梁启超、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巨擘地位,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述产生了广泛影响,起到了为其翻案正名的作用。

文:陈胜利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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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梁启超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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