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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功过是非

时间:2019-09-17 02:34:20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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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概划分的话,自宋代一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都是以贬损为主的;而近代后逐渐赞扬的声音增多,而1949之后,评论转向,以褒扬王安石为主。简单说哪种评论对错都是不太合适的,其中都有着重要的原因。

王安石的功过是非王安石的功过是非

王安石变法思想的价值

王安石变法的最初原因就是,基于宋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到了神宗时候,冗官冗兵问题都过于严重,从而使得国家财政出现问题。而其官制和军制问题因为涉及宋朝立国之本,谁也没有信心和胆量对这个曾经能结束唐末五代动荡的祖宗之法下刀,因此,为了充盈国库,就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在不动摇国本的同时,取得同样的成效。王安石变法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背景也就注定王安石变法事实上是一场以经济为主,兼涉政治、军事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

——————《宋史.王安石传》

说一下其中几个比较重要且对之后变法走势影响深远的:

1.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对农民进行贷款的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给,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并且贷款利息要低于地主商人的放贷利息。

2.均输法,就是政府集中采购储蓄食粮制度。以前,各级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上缴一定数额的以粮食为主的赋税,并且各年平均,不论丰收歉收之年。而新颁布的均输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以解决歉收时的赋税问题,并且还改由用货币替代实物纳税。

3.免役法,就是公平劳役制度。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地主、官僚、比较富裕的人等,如果想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就是“免役钱”,由政府代为雇人充当。

4.市易法,就是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设立市易司,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通过贵卖、贱买、对商人放贷的方式调控商品价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并实现资本增殖。

5.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对全国耕地进行清查,多查出360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

这几个法规都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都是标准的“经济法”。其中,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方法在历朝历代大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即通过土地核查和劳役整理来增加税收。但是,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则在整个古代社会都是极其罕见的。借助今天的知识,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让政府进入市场,通过一系列经济干预政策,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增加社会财富。这样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一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经济学知识远超过同时期的所有人,这正是其了不起的地方。另一方面,正因为其思想上与周围人不符,所以改革阻力格外大,而王安石一生都是知难而上,坚决贯彻自己的信念,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王安石变法的问题

那么,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在哪里?在于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终究仍然属于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缺乏完备的市场经济, 使得王安石那超前的经济思想无法以市场形式良好的运转,从而只能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量,通过所谓“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不可能有能力以合适的方式来高效完成这个超时代的经济调节任务。所以其结果就是,美好的愿望在实践中无法贯彻,而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王安石只能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权力,以强制的方式推广,而强制推广就注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绝对主导,从而导致一场经济改革变成了政绩考核,官员要获得好的考核成绩就只能进一步加大政府强制力来扭曲市场,从而使得最初的理想贯彻彻底走型。这是一个在当时社会状态下无法逾越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一点,王安石的政治对手们非常清楚,尤其是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司马光。司马光不是经济学家,他没有王安石这样的眼光,可以看到通过增加流动来增加财富的方法,他的思想中,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政府多一分,百姓就少一分。从经济学方面看,这个观点当然不对。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司马光作为一名伟大且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或许缺乏创意,但都是从历史长河中经历多次验证后得到的经验。司马光立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个现状,明白今日的所为,不管有多美妙的包装,终究逃不出当年桑弘羊那样与民争利的结局。从这个角度说,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王安石眼界开阔,思维超前,但却忽略了现实的客观状态;司马光思想保守,缺乏创意,但却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明白同样的土壤最终还是同样果实这个道理。而司马光显然更代表了农业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特点,所以,当时的名流都站到司马光一方,也不足为怪了。

王安石变法的后果

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库迅速丰盈,国家财政的充足一直受益到徽宗时期。但是,这个财政充盈是违背宋神宗和王安石初衷的。王安石本意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并不愿让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但事实上,这套变法最终毫不意外的变成了“与民争利”。

由于王安石的理论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土壤,自然是无法贯彻的。但是,基于这套政策的贯彻是靠政府强制,那么自然就有官员考核这个大杀器。各级官员得到命令,必须完成相应新法任务;而官员再向下层层摊派,最终落到老百姓身上。此时,政策已经彻底走型。如青苗法,本是保护青黄不接时期农民度日的贷款,变成了为了增加税收而强制摊派的高利贷。新法之下,国库里的财帛,尽是民间的血泪。

同时,在这个官员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劣币效应。即越是心肠狠毒、不择手段的官员,越是可以通过各项新法从民间盘剥,上缴更多的赋税,从而得到更快的升迁。这也是为什么变法派的人除了王安石以外,皆是首鼠两端的奸臣或手段狠毒的酷吏,因为这就是逆向淘汰的结果。

对于这个情况,王安石肯定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太多追究这个问题——既没有修正考核方式避免为了多上缴赋税不择手段,也没有严惩在这个过程中作恶的官员。我认为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是他太需要成功了,必须要快速向神宗证明自己变法的正确。既然那些正直名臣们都反对,那么只能提拔这些迅速做出成绩的官员。至于这些官员是奸臣还是酷吏,此刻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再没有这些人支持,他的政策就彻底没有了向下执行的腿脚,沦为一纸空文。二是他对自己的新法还是充满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因此也认为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是对手们有意的夸大,要么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弯路”。出现问题不要紧,过了这个坎就好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在面对百姓苦于新法时,他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文关怀,甚至说出“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这样的话语,连一向支持他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感慨“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的确,为了自己的政策成功,将百姓都当做棋子对待,甚至让百姓连抱怨的权力都没有,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也正是为了变法而加大政府权力提高皇帝集权和启用了大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奸臣酷吏,因此,王安石变法除了造成“国富民穷”这个后果外,还造成了另二个后果:党争和君主集权提高。

宋朝由于开国后比较宽松的文治措施,使得党争情况并不严重,即便有意见不同,也更多都是君子和而不同。但是,由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引入了大量野心勃勃的政治力量,且为了新政效果对旧党进行残酷打击,从而使得先前和谐的政坛局面一去不复返。此后整个北宋历史中,几乎都充斥着新旧二党的残酷斗争,国家开始进入内耗严重的大折腾时期。这种折腾大大损伤了宋朝的元气,大批政治精英把力量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上,严重影响了其国力。

另一方面,北宋以来,君权和相权是相对平衡的,大臣们对皇帝有着众多制约,许多政策的出台经过君主和大臣比较科学周到的研究,从而尽可能规避错误。”北宋出相“的背后便是这种优秀的政治模式。而王安石变法由于在士大夫中受到巨大阻力,从而在中央层面上,必须客观上以君权的增加来强制推行新法。此后,新法用用废废,但君主权力失衡的情况则延续下来。以至于此后当君主无道时候,士大夫层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纠偏,使得北宋最终无比窝囊的毁于自己的一系列失误政策上。

王安石评价的变迁

王安石生时显大,即便罢相及新法停止后,一时也没有受到冲击,死后备极哀荣。一直到宋高宗时期,采纳了赵鼎、吕聪的建议,”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此后很长时间里,王安石受到的评价一路走低。因为,就结果而言,王安石确实是失败者。他的新法固然充盈国库,但严重盘剥了百姓,不但违背社会道德,而且动摇了统治基础;而且他的行为客观上导致的党争和君权失衡,又使得北宋政坛从此血雨腥风,最终无比窝囊的丧于外敌。从这个角度来说,贬低他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近代以后,对王安石的评价逐渐变化,尤其建国后,王安石成了"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成了为民请命对抗大地主顽固派的大忠臣。这种评价,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因为近代以后,中国由于缺少变革而从天朝上国位置上跌落,被列强欺辱。此时,”变革“成了最时髦也最政治正确的口号。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自然再次被人注意。而且,与王莽这样的改革者不同,王安石的思想确实是超前的,确实在理论上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站在后世评论王的思想,自然又会强调其有价值一面,从而对其褒扬。至于建国后,更是无比推崇激进变革。于是,一生致力于激进改革的王安石自然成为榜样人物,且其政策从理论上看确实有对抗大地主的一面,又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至于王安石变法中的问题,要么被淡化,要么将其归咎为大地主阶层的破坏,从而一一消弭。最终,王安石在去世千年后,一步步又从”乱国者“变成了”大改革家“,一度被捧上神坛。

王安石应有的地位

实际上,说王安石是”大改革家“当然是对的,因为他确实致力于改革并身体力行;说他是”乱国者“也是对的,因为改革未必一定是对的,改革可能往好处改也可能往坏处改,王安石的改革后果恰恰将整个朝廷和帝国百姓引向了坏的一面。从结果而言,他的错误无疑。

综合而言,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理论上的先行者,行动上的冒险家,政治上的赌徒。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这是优势,也是累赘。因为他对自己理论的自信,使他轻视历史上的教训,忽视相同历史土壤这一客观事实,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当这条道路出现问题时,他只能采用不断破坏现有平衡来加力的方式,从而最终引导北宋王朝走向了不归路。诚然,改革必须打破过去,但绝不是忽视客观情况盲目去干,更重要的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须为自己造成的后果承担代价!不能因为其动机本意,而减轻对其造成后果的批判——否则,无法向众多被其影响了命运的普通百姓们交待。

昔日韩琦评论王安石,”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当理论家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用于不切实际的土壤中时,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而这种错位也是王安石本人的悲剧。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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