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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被隔离审查时的生活

时间:2019-03-21 22:44:10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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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也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有时候,我到京西宾馆参加文娱活动,因为有的同志知道我是审江青的,总有三三两两围着我来询问。凡是有关案情的,我都“无可奉告”,因为还没有结案、定案,但对于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我还是予以说明。

江青被隔离审查时的生活江青被隔离审查时的生活

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法西斯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跟“四人帮”一样,搞那些败坏对方形象的小动作。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林彪是另一个集团的罪魁祸首),他的罪行,绝不止于直接诬陷了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大量的干部群众的被批判、被斗争、被抄家、被打伤打残甚至丧失生命。江青提出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

在武斗中,双方使用了铁棍铁杖,大刀长矛,冲锋枪手榴弹,大炮火箭筒,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军舰。武斗中虽未使用飞机进行空战,但用飞机撒传单进行煽动的事是有的。武斗造成了大批人员的伤亡。“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打“黑帮”。“黑帮”就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于是,各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县、区、乡,各部、委、办、局的系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每一个小单位,都按照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如法炮制。从文化、文艺工作人员中抓出一大批“三家村”“四家店”,当作“黑帮”来批判斗争。平时喜欢说点怪话的,对党委、行政领导有点意见,贴了一张两张大字报、小字报的,甚至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向上级写了书面意见的,一概被包括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接着又是主要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瞬之间,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不包括陈伯达那样派到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把各个单位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几乎通通打倒、打瘫痪了。不管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也好,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建国时期的干部也好,一个一个都要“过刀”,被送到“牛棚”关押起来,随时接受批斗。再后来,又说派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工作组的领导人又挨批挨斗。当然像陈伯达那样的“中央文革”组长,不在其内。紧跟其后,就是在所谓批判“反动路线”上发生意见分歧。你说我是反动路线,我说你是反动路线。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拉帮结伙,三个人五个人也搞个战斗队,要求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席位,甚至“夫妻店”也开了起来。

这个时候,已不只是批斗领导干部了,形成了群众之间的互打互斗,打砸抢抄抓,抢办公室,抢大楼,抢广播站,抢地盘。每个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最最“革命”的,而“革命”,就在批斗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坚决性”和“残酷性”上表现。“中央文革”把持下的各种舆论工具,往往为搞阴谋而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宣传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老人家早在二十年代说过的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话搬出来。于是,遭到批斗的人被戴高帽子,从纸帽子变成了布满铁刺的帽子;挂黑牌子,从纸板制作的黑牌子发展到挂暖气片、大铁板;从站着弯腰接受批斗,演化成坐所谓“喷气式飞机”。私刑拷打盛行,刑讯逼供成风。

再后来又刮起了一个抓叛徒特务的风潮,许多过去在国民党监狱、法庭上大义凛然,革命气节直贯长虹的同志,由于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和集中营,跑了出来,或者被党营救出来,却一律被当作叛徒批斗。许多在革命战争中被俘过的同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未暴露,仍然被整得死去活来。过去在敌人的搜捕、围剿中幸存下来的同志,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千方百计地要捕杀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几十年之后,完成了敌人未了之宿愿。说是要抓间谍特务,就把做过外事工作的,与外国人有来往的,懂得外语的,都作为追查对象,有的被逼死逼疯,有的遭刑讯毙命,有的留下终生伤残。

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有的国际友人,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承受着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参加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竟然也遭到残害。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在被隔离审查中,我们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由于隔离的住所,是处于背靠青山,林木环绕,泉水汇湖,鸟语花香的地方,周围又是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和物质待遇,都是相当好的。每餐,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挑选,管饱。我们在隔离房外的望孔多次观察江青用餐,看她吃得好不好。她总是用瓷勺盛了白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碗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一样的香。我们对此也很放心。江青对我们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其实,我看她这也是属于心虚嘴皮硬之列,还有,也是胃肠的需要,她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容颜。

在此前,外面社会上流传江青绝食等等,全是无稽之谈。江青等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我们还给他们这样大大超出于一般工作干部的待遇,不仅外面的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知道了会想不通,就连我们这些担负审查工作的同志,心里也有疙瘩。有的同志向领导上抗议说:“在我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白色区域地下斗争的老党员、老干部被他们诬陷入狱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狱中每顿被扔给两个窝窝头,一碗白菜汤,水都不让喝够。为什么这么优待他们呢?是不是太宽大了点儿?”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坐了十年牢房的领导同志总是开导我们说:“隔离起来了,就是俘虏,要优待俘虏嘛!”“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么,如果我们也按照他们整我们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岂不是跟他们类似了么?”“共产党人嘛,心胸要开阔一些,我们不仅要改造他们,还要改造整个的世界,哪能计较这些呢!”

黄玉昆同志用摆龙门阵的办法来教育我们。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一个AB团,打入苏区和红军内部,进行策反和捣乱破坏。那时候我们那里也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到处乱抓AB团。嘿嘿,我就被抓了,还绑出去要枪毙。临刑前,问我多大岁数,我说十七岁。那时规定十八岁以上才枪毙。就忙叫拉回来,拉回来。我这样捡了一条命。其实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中国字都认识不几个,哪知什么AB团嘛!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刚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了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摆在白瓷盆去冲一下,搓几搓。

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担负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发臭,这算个什么?”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的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去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去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

有时江青骂人,女战士们还要训她一顿。管理方面的几个领导同志向我们反映,江青最恨我们的女战士李红了。江青也几次向我们提出,一定要我们把李红从她的身边调走,说李红威胁了她,谩骂了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次,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紧接着,她大肆污蔑诬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党中央领导,说如某某某,“就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李红当即批驳了她,责令她老老实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这就触怒了江青,她张口大骂:“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气不过,也骂她:“你才是个流氓、无赖、叛徒、坏东西!”江青岂能容忍这么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如此批她骂她,就要撒泼抓扯。李红对她说:“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一见李红自卫地动了怒,也吓蒙了,马上软了下来,告饶说:“好了好了,我刚才也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李红咕噜说:“谁跟你是同志!”自此以后,江青又常常嬉皮笑脸地对李红找话说,十分畏惧李红。但是背地里,却提出不要李红当班,否则就不放风,不吃饭。管理人员没有理她那一套,轮到李红值班,仍让李红值。而江青的放风、吃饭,也没有耽误,也是说说而已。

这次,她又到我们这里来告李红的状,我们当然也不理她。我还专门去看了李红同志,跟她握手,对她同江青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达了衷心的慰问之情。有一次,我们把江青叫来,跟她谈话。她象往常一样,先把水杯、学习材料放在台子上,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凳子上头,然后用双手理理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了挤。接着,就发动进攻说:“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我们说:“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她说:“我是反对林彪的!”我们说:“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我们又说:“按照你讲的,你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接着,她发狂似地叫嚣说:“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就撒泼了,耍赖了,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文弱书生。

“四人帮”这些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被抓起来的。当然,我们由组织上分配担负审查他们的工作,但我们的审理,目的也是要经过教育,解脱犯错误、有罪行的大多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有一次,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张启龙、曾汉周、李士英、于桑要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江青。张启龙同志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的主任,八十多岁了,也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去的目的,也是想劝一劝江青坦白交代自己及其同伙的错误和罪行,让她争取宽大处理。殊不知,当张启龙刚一开口,谈到要她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时,江青突然蹦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

她很清楚,张启龙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员。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参加党,以后参加朱德、陈毅同志在湘南领导的暴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红色地区工作。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是扣不上的,所以她只用了个走资派,并疯狂地往几位老人身前扑。我怕她狗急跳墙,伤害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毛主席批评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任意歪曲篡改,无限上纲,意图致对方于死地;一个帽子工厂,用诬陷人而不许申辩的手段,给人家戴上反革命的大政治帽子。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一个高等学校工作,见那些造反派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见到江青,感到她与那些造反派头子,真是一脉相承。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 

我们想,不打掉她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有一次,我回北京城里汇报工作去了,江青就嬉皮笑脸地向我们留下来与她谈话的几个同志打听:“你们的那位权威呢?怎么不见你们的那位权威呀?”我们的同志顶她说:“他是审理你们这个案子的负责同志。你不要胡乱猜测,你无权打听他的活动,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们的问题吧!”这番话说得江青瞠目结舌,沉默不语。

又一次,江青向我们进攻说:“你们总自称你们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问,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我立刻反驳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过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是,他们最后成为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鲜血。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不两天,我又回城汇报工作,江青又到处打听:“你们的那位理论家呢?你们的那位理论家怎么不在啦!”当然,江青所说的“权威”也好,“理论家”也罢,在她那个字典里,都是加了“反动”、“修正主义”的头衔的,是贬而不是褒,甚至是包藏了祸心的。只不过,在现实里,她终究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她还不敢贸然地把心里的诬蔑我们的“头衔”给我们加上而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成员陈、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有的人由于被审讯者说了一句话,自己脑筋迟钝没有反映过来,及时驳斥,立刻被打成“伙同犯人攻击×××××”,也就锒铛下狱。这种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三百多人。那些青年继承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杀头、不怕把牢底坐穿的传统,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一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自我表白的回击:“你反动!”“你炮打!”“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打脚踢皮鞭响,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污蔑中央首长!”“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罪责难逃!”“你死有余辜!”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领导”只能难堪地说:“压下吧,可不能毁掉,查起来要负责任的!”我们跟江、张、姚、王、毛远新的谈话,主要是查清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领导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是信任人民群众、信任自己的干部的。决不像江青、康生之流那样,神经衰弱,丧失信心,怀疑一切,草木皆兵。

因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忠诚,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我们的领导同志对自己干部的信任,同时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自信。江青一伙虽然窃踞高位,显赫一时,但他们崇尚的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们空虚得很,恐惧得很。这就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们永远不可逾越的心理状态。江青在与我们谈话中,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是: 

一、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在江青、康生领导下,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搞出来的。被逼供者在轮番几天的折磨下,弄得神智恍惚了,上午被逼说了不实之词,下午就推翻,以后又十数次的推翻。周恩来同志指示要重新查证和研究,被江青大骂了一通,逼得周恩来以后在钓鱼台召开的研究会也拒不参加。结果,他们就是按这个已被十数次推翻了的所谓证言,写了诬陷材料,上报毛泽东下批。这件事是江青与康生勾结的结果,是他所想要上推下卸也推不了的。 

二、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是江青向康生索要的,是他们两人的私下交易。 

三、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大会。实际上,江青、迟群、谢静宜是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以批周公、批宰相之名,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完全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斥责他们是“三箭齐发”。很关键、要害的一个问题,是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约在钓鱼台十七楼,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派王洪文密调飞机到长沙见毛主席,诬陷周恩来、邓小平。 

但这次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毛主席斥责他们搞“上海帮”、“四人帮”,毛主席说: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当我们问到江青此事时,她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10月17日,那天晚上是中央政治局开会……钓鱼台十七楼,我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放电影的楼,下面是放电影的……什么什么?王洪文第二天调飞机去长沙,我我我不清楚。”“哎呀,记起来了,是这么回事: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带了许多桔子,我们都吃桔子。吃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

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篡党篡政的事件。当时,“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调了飞机让王洪文去长沙,对周总理进行了诬陷。这件事情,被毛主席制止了,周恩来、邓小平才得以摆脱了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样被害的命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这次搞的阴谋如果成功,恐怕会株连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封建法西斯一旦得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了。江青还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当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这些同志,当然揭不出什么江青有哪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无非是说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江青其人其事但是,我们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不论江青爬上了多么高的地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政权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的,她欺侮凌辱别人的行为,一旦公诸于众,总还是很丑的,很不得人心的。不像在封建主义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欺侮凌辱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尴尬,很难堪,无地自容。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她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至今日,这些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

因此,当她的秘书刘玉真站出来揭发她的一些恶劣的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毛主席对这些同志,一直是和蔼亲切,宽厚仁慈的,即使谁有了缺点错误,也是循循善诱的,谁家里有个困难,也是十分关心爱护并给予帮助的。江青当着毛主席的面,也不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尽情地耍威风。这次,江青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江青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青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但是,对于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解决。我们不仅在谈话时,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一些,晚上要注意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当局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对此都表示感激,党一方面对他们在生活、学习上关怀、照顾,另一方面也痛恨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但总是设法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向他们说明。例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鲜奶还不能立即解决,我们即向她作了说明。 

然而,对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则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扩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六平方米,我们则告知她,这办不到。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电灯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们则告知她,这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克服。对于她扬言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则坚决予以批驳。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 

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也有人认为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猾,万一他们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说毛远新可能当他们的头子。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汉高祖的吕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则天一样,她和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篡党篡政的夺权活动的。其他人在那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询问和大量事实的印证,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  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这始于1974年7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才广泛传开。

不过,这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称“四人帮”,漏掉了重要人物康生、谢富治。尤其是康生,他在“十年内乱”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仅次于江青,是极其严重的。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挑拨离间,阴谋陷害别人。曾经有不少同志检举他可能是叛徒,是带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任务,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共产党的。但经过中央纪委章蕴同志所领导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没有查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此事,所以没有作这个结论。但可以肯定,康生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家伙。二是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共同搞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并不是1974年才开始的,而那时王洪文还没有冒出来。三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究竟怎么个算法好。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比较符合实际。

文章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作者:汪文风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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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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