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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为陈独秀造假履历进北大

时间:2019-02-02 15:48:23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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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尚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被民国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2月蔡元培回国后,开始为北大物色人才,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引智举措便是说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

蔡元培曾为陈独秀造假履历进北大蔡元培曾为陈独秀造假履历进北大

1917年1月,蔡元培在提请教育部“派遣文科学长”的函件中附有陈独秀的一条简短“履历”,上面写着:“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但其实,除了前清秀才算是个正式文凭以外,陈独秀并无足资证明其“日本大学毕业”的证书,亦未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就是曾经引起争议的蔡元培为陈独秀造“假履历”的本事。

191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1913年1月的《大学规程》以及1917年5月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9月重新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对大学校的教员并无学历规定,真正出现学历要求的是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但那已经是十年后的1927年6月了。既然如此,蔡元培为何又要提升陈独秀的学历和“丰富”陈之履历呢?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发端,可以从晚清算起。1904年1月晚清学部颁布《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便有对大学堂和高等学堂教员的学历要求。如针对大学堂正教员(正教授)的要求是:“以将来通儒院(类似今之研究生院——— 引者)研究毕业,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对高等学堂正教员的要求为:“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中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文凭,暨大学堂选科毕业考列优等充选”。从1904到1927年间,经历了晚清到民初的国体变更,大学在教员学历要求的制度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依照晚清学部的学历要求,当时中国的大学只能关门大吉了。拿最有实力的北京大学来说,1915年占北大文科重要地位的“太炎弟子”中大多没有正规大学毕业文凭。如果把后来的周作人、鲁迅算上,这个“非正常”的情况会更加突出。

但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大学院,领衔起草并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恰恰是首任大学院的院长蔡元培。可见蔡元培对大学教员的学历也是重视的。不过,蔡元培绝不是冬烘先生,他能非常智慧和有效地处理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他的教育家气质和非凡眼光在于,他能够准确地识别千里马,故不仅拔举无正规毕业文凭的陈独秀,而且拔举了未曾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入北大任教。而即便是通过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1927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仍不时有伯乐挑选千里马,破格聘任的佳话。

曾任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深谙官场规则。在聘任陈独秀的事情上,他也是想给教育总长范源濂一个面子,故很可能是凭印象将陈独秀的履历写成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陈独秀曾五次留日(一说四次),先后入东京的亦乐书院、成武学校(军校)、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但即使是第四次居日的近两年时间,也主要与张继、章士钊、苏曼殊等中国朋友切磋砥砺,真正在每所日本学校系统学习的时间,均未超过一年。而日本当时并无“日本大学”,蔡元培凭印象写的陈之学历,既有应付差事的意思,故非常笼统;又因为笼统,所以很容易被理解成今之“打擦边球”。说陈独秀担任安徽公学教务长和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也一样。因为陈独秀确在两校任过职,只是职务上有差异。这一点在当时,求证一下未必方便。因为陈接受聘任后已经离京回沪着手北迁,蔡元培上报教育部时,没有条件打手机或写电子邮件问询。但考虑到陈曾在安徽公学任教、曾创办徽州公学并任监学,又曾创办安徽高等学校并担任教务主任(教务长),蔡元培的夸张还不算过分。

至于有研究者说,蔡元培伪造陈独秀履历是“欺骗教育部”,为了“骗取教育部的任命”,则是抽离语境的臆测。因为教育总长范源濂不仅是礼聘蔡元培出山的当事人,而且在蔡执掌临时政府教育部时一起共事,任职低一级的次长。两人的关系,按蔡元培的说法,是彼此互补的。

范源濂是湖南湘阴人,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追随梁启超,1899年留学东瀛,1901年秋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原有一说是日本法政大学,有误)学习。就是这一年10月,陈独秀进入亦乐书院学习日语。亦乐书院其实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设的速成科。具体开设时间是1899年。而“速成教育”正是范源濂考虑到中国留学生人数的日渐增长,游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后得以发展起来的,嘉纳后来还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过弘文书院。除师范速成科外,范源濂另与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商量,增设法政速成科,主动充任法政速成科两门课的翻译。其时,范担任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副干事长,并且与陈独秀一样是留日中国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成员。当然,因观点差异,中国留日学生中,有“激进派”与“稳健派”之分,“励志会”后来分裂,也与此有关。范源濂与曹汝霖等人无疑是“稳健派”,而陈独秀虽不能称“激进派”,但他的好友中如张继等人都是“激进派”。这样看来,范源濂在东京时,即使与陈独秀不熟,彼此也有交集。而以他留日先驱的经验,也不仅了解陈独秀这样的中国留日学生游学的状态,而且知晓东京并无“日本大学”存在。如果硬要说蔡元培是“欺骗”,那么,这个“欺骗”的对象也肯定不该是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在这个事情上,范与蔡充其量只能构成共谋的关系。

历史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经验之学。研究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个人经验来看待历史史实,评判历史的价值。此乃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不易做到的原因。将蔡元培为陈独秀造“假履历”一事无限放大,自然也是受今日大学盛行的僵化古板的“唯文凭”政策的现实经验制约,又辅之以个人联想的结果。

就在蔡元培致函教育部的两天后,范源濂以总长身份签署了“教育部令”:“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又过了两天,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在校内张贴布告:“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未几,陈独秀正式履职。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蔡元培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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