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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强硬反对王安石变法

时间:2019-01-23 14:57:16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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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介绍司马光幼时砸缸的文章,这就使得这位史学史上的巨人、北宋名臣成了中国读书人最早认识的历史名人之一。自然,一年级学生的认识是肤浅的。但是,当你到浩瀚的史料中去游历一遍之后,就会发现,他不仅以《资治通鉴》而和司马迁一起屹立于史学之巅,还因鲠直敢言,清正廉洁而为一代名臣;又由于他和王安石在变法上泾渭分明的立场,针尖对麦芒的争论,恢复相位后对新法毫不留情的完全废除,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孰是孰非、至今也还莫衷一是的争论。因此,要想深刻地认识司马光,尤其是正确地认识司马光,又何尝是一件易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敢于像他那样拍着胸口对人说:我司马光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心胸如此坦荡,行为如此磊落,历史上能出其右者,是绝不会多的。

司马光强硬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强硬反对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出生于陕州夏县(今陕西夏县)。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任光州光县县令,大约是为了纪念吧,便给司马光取了光这一名字。司马光自小就聪慧过人。还是幼儿时,他和一群小伙伴在庭院中玩耍。古时出于防火的需要,庭院中都要放一些大水缸,时时装满水,一旦发生火险时好用。有一个小伙伴太过顽皮,爬到了一口水缸上去,一不小心,掉进去了。这种水缸,一般都有一米二、三高,腹大口小,内外都十分光滑,即便是会游泳的小孩,一旦掉下去,要想从里面爬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其他的小伙伴们一看见有人掉进缸里去了,都吓得大哭着跑了。只有幼小的司马光极其冷静,搬来一块石头奋力朝缸砸去,将缸砸破,把小伙伴救了出来。司马光砸缸救人的事传了出去,有人即以此画为图画在京城和洛阳广为宣传,立即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于是,司马光从幼儿时起,就成了一个大名人了。

司马光少年老成,六七岁时,就凛然如大人一样了。听到人家讲《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听人讲完,回到家来给家里人复述,居然是八九不离十。自此,小小年纪便常手不释卷,无论早晚寒暑,都如饥似渴地读书。由于年纪小,睡着了不易醒来,司马光特地用一根圆木头来做枕头。圆木头做的枕头容易滚动,故而谓之“警枕”。警枕一滚动,司马光就惊醒了,他醒了即起床读书。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勤奋,他说:我先天不如人。别人读一遍就能记住的,我要读几遍才能记住。不知这是否是他有意的谦虚之语。即便事实如此,他这种勤奋的精神,仍值得后来者们学习。大量地阅读,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岁时,司马光写出来的文章,就被当时的人们称赞为“文辞纯浑,有西汉风”。以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动天下的大文豪范仲淹到他家做客,就有意要考一考年幼的司马光,要他背诵《左传·周郑交质》中的一段,并加以解释。司马光背完,解释时说:两国交往,以信义为本。信义若不是发自内心,交换了人质也不起作用;如果互相宽容并待之以礼,就是没有人质,也无人能离间两国间的关系。时居相位的范仲淹听后,赞叹不已。

司马光也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宋仁宗天圣九年,时司马光12岁,随父亲到四川广元上任。途经一栈道时,遇一条巨蟒盘在栈道上。走在前面的人都吓得止步不前。司马光得知,即持剑上前,一剑刺中蟒尾,巨蟒负痛跌入深涧。

当然,小时的司马光也决不是十全十美的神童或完童。他5岁时,见有青胡桃便想吃,请姐姐帮他剥皮。姐姐不知剥皮之法,剥了一阵没剥开,有事便放下走了。一女仆看见,走过来拿起青胡桃往开水中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地将皮剥开了。姐姐回来见青胡桃皮已剥开,很诧异,便问是谁剥开的。年幼的司马光大约是出于虚荣之故,随口答说是自己剥开的。像这样撒个小谎,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了件事,然司马光的父亲就不以为这是小事,得知实情后大怒,责问司马光道:“小子何得漫语?”正是有了这样严格的家教,自小就培养了司马光正直诚实的性格。自剥青胡桃皮事件之后,司马光不再说一句谎话,以至到了老年时,别人问他律己以何为重?他回答说:诚。再问从何做起?他回答说:从不说假话做起。他后来在总结自己一生之为人时说,我可以拍着胸口说,我司马光一生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

司马光入仕极早,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20岁的司马光就中了进士,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司马光步入仕途后,他坚持理想、清正廉洁、鲠直敢言、表里如一等可贵的性格,就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司马光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在守成期间,应通过对纲常伦理的整顿,以利于把人们的思想制约在现有的制度之内。他也并不认为现有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认为,治理天下就像对待我们所住的房子那样,哪儿坏了就加以修理,哪儿漏了就要补好,但不到快要倒塌的地步,就千万不要重新修造,因为重新修造房子,没有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筑材料是重修不成的。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认为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筑材料这两者都没有。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硬要重新建房,就只能对住在房内的人带来危害。基于这个政治理念,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就像条件不具备而硬要重新建房一样,只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绝无后来的政治家们擅长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那一套,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尽管他和王安石的私交原本不错,而且也极推崇王安石的学识。如他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就说:“为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甚远……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在变法问题上他和王安石分道扬镳后,谈到王安石时,他仍是称赞有加,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的变法,客观上确实有利也有弊,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趁机中饱私囊,让变法走了样。司马光是从根本上反对变法,态度激烈而且坚决。反对不成,辞官而去;重掌大权,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所有新法。当青苗法和免役法一时还不能废去,就耿耿不已,直到此二法最终废除,新法一样不剩,才安心离开这人世。不管后人在变法的问题上如何评价他,但他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性格,仍是值得称道的。

他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宋仁宗无后,因而直到47岁时还未立下太子。朝廷无储君,这是一大隐患,朝野上下为此都十分担心。但担心归担心,皇帝无后,皇帝自己就十分恼火了,谁还敢跟皇帝玩哪壶水不开就揭哪壶的把戏呢?因此,一时无人敢对仁宗谈立储的事。后来,还是有一位叫范缜的冒死上疏请立太子,范缜身为谏官,这样做还可以说是他份内的事。时司马光跟随举荐过他的庞籍作助手远在山东郓州,其他京官还未表态,他这小小的地方官更可以装聋作哑的。但他一听说范缜上疏,便马上也上了一道《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劝告宋仁宗“若失时不断,悔之无及”。这次上疏,宋仁宗根本不理。后来,司马光当了谏官,又一再恳请立储。宋仁宗在自己确实无后的情况下,不得已立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13子赵曙为皇太子。立储两年后,宋仁宗即去世。假若没有像司马光这样敢言的一些人一再上疏请求立储,在无储君的情况下皇帝一旦去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有了功劳大家争,出了问题大家推,这种不良的官场风气由来已久。司马光并不这样,而是勇于承担责任。庞籍迁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之改任并州通判。此地与西夏相接,时西夏虽也经常蚕食宋地,但宋和西夏基本上处于休战期。司马光认为不能放松警惕,十分关心边防。并州有个人叫刘邕,写了十卷《边议》。司马光认为有见地而大力推荐。刘在书中提出与西夏断绝贸易往来,并修建堡垒,司马光照办了。这种主动断绝往来又修筑堡垒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两国继续休战的。这时,一个名叫郭恩的武将酒后带兵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杀了。朝廷御使审理此案,庞籍独自承担了责任,结果被解除节度使职,贬为知青州事。司马光回到京师后,连上三道奏本,将事情经过前后全盘托出,说明庞籍本意是为了巩固国防,但“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并请求“独罪臣,以至典刑”。表现出了敢作敢当,勇于承担责任的正直品格。

司马光当官,绝不沽名钓誉,而是量力而为。当提升他为修起居注时,他以才能不如王安石而婉拒,婉拒不成才勉强赴任。不久,迁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同知谏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干部,但比搞纪检的管得宽。凡朝政得失,任非其人,各衙门事有违失,“皆得谏正”,是个得罪人的差事,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但司马光却欣然赴任。在同知谏院任上5年时间里,共上疏一百七十余,可谓恪尽职守。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后来,提升他为知制诰。知制诰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令,常随侍于皇帝左右,是一个极荣耀的差事,一般人削尖了脑袋也想干的。可司马光又不愿意干了,理由是自己不擅长于文辞。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高就龙图阁学士,但仍留任谏职。这时他当谏官已经5年了,想辞职了。他的辞职毫无任何的大道理,毫无一点虚饰,就是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他当谏官当了5年了,而自本朝以来,还没有谁像他当谏官当得这么久的。他说自己资质愚憨,只知道报效国家,凡事公事公办,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他担心他树敌过多,自己和子孙将来可能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一直盼望着早点儿解除他担任的谏官职务。像这样面对最高统治者将内心忧虑全盘托出,毫无掩饰的辞职报告,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司马光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之他年老,皇帝特准他“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但司马光不愿接受这种优惠待遇。他说“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足见他为官之小心谨慎。由于司马光正直、敢言,行为处事全出于公心,因而不仅在国内声誉极高,就是在国外,也极具影响。时辽、夏使臣至,一定要了解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辽、夏又一再告诫他们的边关将士:中国只要是司马光当宰相,就千万不要生事,挑起边界纠纷。

司马光虽然不愧一代名臣,但若评价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可能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史学上。也就是说,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成就远远高于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而把司马光推向史学巅峰的,他的政敌王安石可谓帮了一个大忙。王安石变法,朝中重臣反对者极多。熙宁三年,在老臣韩琦又一次上疏反对变法之后,王安石不得已只好称病在家并请求辞职。这时,宋神宗欲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主持朝政。司马光当即提出条件,必须废除所有新法他才上任。宋神宗是个想有作为的年轻皇帝,没有答应司马光的要求,并重新起用王安石。司马光看到变法一时难以阻挡,只好请求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使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正是在洛阳这15年中,司马光最终完成了鸿篇巨制《资治通鉴》,从而得和司马迁一道屹立于中国史学的最高峰上。

当然,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成而退居洛阳修史,不等于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纯属偶然。司马光虽然一再自谦说自己先天不如人,其实,他是一个天才,而且博学。音乐、律历、天文、术数,他无所不通,而且都达到了精妙的程度。他对于史籍阅读极广,而且有随读随作札记的习惯。26岁那一年,仅读史札记就写了30来篇。司马光决定修史的目的很明确,主要就是为皇帝服务。他说,现有史籍,浩如烟海,就算是一般老百姓空闲时间很多,但也极少有人能将这些史书读完。皇帝日理万机,更不可能有时间来读完这些史书了。因此他决定从战国的周威烈王时开始,到后周的显德六年止,“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隹次为编年一书。”由此可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他修史给皇帝看的目的,是他修史的宗旨。

司马光能完成《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是和皇帝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宋英宗时,他从周威烈王始,至秦二世止,写成《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通志》呈送宋英宗,受到宋英宗赞赏,由此正式任命他修史。宋英宗在位时间不长。宋英宗死后,继位的宋神宗也极爱历史。宋神宗认为修史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将司马光将要编写的史书正式命名为《资治通鉴》。

只司马光一人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皇皇巨著,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皇帝特许他找几名年富力强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助手,成立书局专事编写。照皇帝的意思,这些助手当从馆阁的精英中去挑选,但司马光看重的不是名声,而是实际的才学。因此,他挑中的第一个人,并非出自馆阁,而是时任和川县(今西安泽县)县令的刘恕。刘恕也是一个才子,13岁时就通览了汉、唐两朝的典籍,18岁中进士,司马光挑中他时,他年35岁。第二名刘棻,也不是出自馆阁,而是长期担任州县官,司马光挑中他时,他正任国子监直讲。第三名叫范祖禹,此人虽然也是进士,但长期追随司马光修书而无意仕途。第四名就是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这些人,不仅年富力强,更是当时文史界的精英。司马光虽然找到了这么些极有本事的助手,但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他自己做的。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篇,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巨著,上起于周威烈王三十三年,止于周世宗显德六年,这部巨著主要就是记述了这前后共1362年间政治、军事“治乱兴衰”的历史。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此书说:“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瞻,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司马光为了这部巨著,可谓付出了毕生心血。若从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和刘恕酝酿时算起,至成书费时近30年;若从批准成立书局时算起,至成书费时19年;若从司马光退居洛阳专事著书时算起,亦费时15年。写这部书,搜罗史料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光是原稿就堆了两大间房子。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66岁,这部巨著终于完成。这时,司马光已是瘦得皮包骨头,双目近视,牙齿差不多全都落完了。他在将书呈送宋神宗时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果然,三年之后,他与世长辞。

司马光写史,秉笔直书;他的为人,则光明磊落。他虽出身世宦之家,本人又一直身居高位,但一生清正廉洁,一直为后人称道。

司马光在洛阳任职时,在洛阳买了一块地修了一处居所,司马光名之曰:独乐园。司马光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在这独乐园里最后完成的。司马光退居洛阳专心修史后,宋神宗仍经常就一些国事问题派人来请教他。皇上的使臣来到独乐园,见到这独乐园房子低矮,间隔简陋,以为是司马光小气,并不相信他真的如此贫寒。后来,司马光夫人不幸逝世,司马光竟一时拿不出埋葬妻子的钱来。他儿子司马康和他的一些亲戚劝他找朝中有钱的同事先借一点钱,司马光拒绝了,最后是典当了一块地,才勉强将妻子安埋。人们知道后,无不感慨。于是,“典地葬妻”一事不胫而走,皇帝的使臣这才相信独乐园的简陋绝非虚饰。

司马光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即便是从宰相位子上退下来了,也还是受皇帝之命负责修史的官员,更何况皇帝还经常就重大的国事问题派人来请教他,而当时的不少人也还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宰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他在信中教导儿子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果腹。经商做买卖的人收藏的是金银,读书人收藏的是书。今天那些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无底之欲,为保儿孙世代富贵而不惜以身试法的大小官员们,若能从司马光的身上学取一二分正气,也不至于会走到绝路上去的。

司马光对自己很严,对人则十分诚实。居洛阳时,他要卖一匹马。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司马光就不这样,而是反复叮嘱去卖马的人说,这马一到夏天就要发病,你务必给人家买马的人讲清楚!放在今天,能找得到像司马光这样诚实得可爱可敬的商人来吗?

由于司马光强硬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在我们习惯于只从斗争角度考虑问题的日子里,司马光被我们后代人追封成了所谓大地主阶级的大代表之类,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这么看。司马光逝世的噩耗传出,“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而“京师民画其像,刻印粥之,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

古往今来,有几个人的逝世,能撼动如此众多的老百姓的啊?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司马光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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