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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在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里

时间:2019-01-12 13:33:28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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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徐向前在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里徐向前在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里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局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萧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萧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萧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拥而来。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

“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

“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萧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萧劲光送回来。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住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萧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萧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萧华的家,萧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已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萧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

“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

“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地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待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待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日“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萧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副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假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入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辟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

“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口,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担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名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做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已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忧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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