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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中国涉外体制的改变

时间:2019-01-08 15:21:06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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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的奠基人。他作为总理兼外长近10年,在中央一直负责外交工作。他一向严谨细致,对礼宾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新中国礼宾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友谊和尊重。

1970年代后中国涉外体制的改变1970年代后中国涉外体制的改变

如果说建国后的前两年接待来华使节、派出外交使节,外交部忙得不亦乐乎,而1951年就相对平静一些。然而新问题接踵而来,在对外接触中,有的单位或个人不懂外交礼貌、礼节,对外造成不良影响,这让周恩来没少操心。

当时中央机关很多干部没有对外工作经验,不懂对外宴请的礼貌和规矩,曾引起外宾的不满。1951年1月1日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在给部领导上呈的报告中说,匈牙利驻华大使宴请我教育部一位副部长,该副部长竟迟到两小时。匈大使甚为不满。还有人收到请帖因事不能出席,事前不通知,事后不道歉。另外有的负责干部收到请帖,不问请客原因和谁是主客,随便派人代替自己出席,使宴会主人很不高兴。

针对发生的这些失礼事件,1951年1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国家典礼局共同制定《对外宾交际须知》,以国务院名义通令各级政府遵照执行。《须知》共分4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宴会。请帖应提前1周发出,宴会人数避13(西方人士忌讳),服务员要注意礼貌和服装清洁,室内不设痰盂等;作为宴会主要客人,不可轻易不去,不可迟到、早退;尽量关照自己右手的女宾等。2.与外宾谈话态度要庄重、诚恳,不打听私事,不问女宾年龄;谈话要符合身份,不过分恭维,也不过分谦虚等。3.拜会要守时守约。4.各机关与使馆交际往来应通过外交部交际处。

《须知》还专门说明了西餐和吃菜、饮酒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如何使用餐巾和刀叉、喝汤不出声、嚼食物不说话等。

建国初期的礼宾素质教育显然还未引起一些高级干部的足够重视。接着,1956年发生的一件失礼事件让周恩来十分生气。事情是这样的:那年2月19日,这一天在机场为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送行。西哈努克的专机起飞后还在盘旋未飞去,周恩来和各国驻华外交使节都还站在原地未动,而我方参加送行仪式的很多负责干部纷纷离去。周总理严厉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他再次抓住失礼事件,对礼宾接待工作进行认真整顿和完善。

根据总理指示,1956年5月9日,外交部以国务院名义下发了《接待外宾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共列12条,其中包括迎送贵宾演奏国歌时,“应该肃立、脱帽、行军礼”,“贵宾飞机起飞或专车开动时,应该挥手致意;在送行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各国使节未离开的时候,不要先行离场”。另外对参加宴会或晚会、陪同外宾参观、听外宾演讲以及各种交际场所应该注意的种种礼节细节,都做了具体提醒,其中还说到“既要反对铺张,又要讲究适当的礼貌和保持应有的严肃性、纪律性”。另外组成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团委员会的建议也是在这个《注意事项》中提出的。《接待外宾注意事项》的下发对完善礼宾接待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主持下,对国宾访华的礼宾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取消机场讲话和仪仗队的分列式表演;国宴上不正式讲话,只简单祝酒;外宾参观不组织迎送;不安排群众欢迎大会;取消我国领导人回拜国宾的做法和递交国书仪式上不再安排致颂词、答词等。

关于组织群众欢迎外宾

建国以后,一般都要组织群众欢迎外国代表团来访,如果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要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如果接待副总理、外长和其他部长级代表团,则一般组织1000~2000人到机场或车站迎送。1972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从东单到西单、木樨地至钓鱼台国宾馆东门,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人数达10多万人,此外还有军队、持枪民兵4000多人。而从1972年7月起,对这类代表团一般不再组织群众欢迎。同年,我接受驻华外交团团长尼泊尔大使建议,对副总理以下代表团来访不再通知各驻华使节去迎接。

1972年12月,中央批准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文件,其中对关于组织群众欢迎外宾问题进行了改革,规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组织3000~4000名群众去机场欢迎(比过去减少1000人),在天安门前组织四五万人夹道欢迎。人数比此前的夹道欢迎大为减少。但是,如在冬天(12月至次年2月),改革以后,即使是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刚好,当年12月9日几内亚总理来访时就没有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向几内亚大使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个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如果不坐敞篷车而坐一般汽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三,我领导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此后,基本就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如1973年来访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两起是在冬天,均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74年全年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而1975年,仅金日成主席来访,组织了群众夹道欢迎。

关于涉外宴请

1949年至1950年的两年,到任大使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后,毛泽东都要亲自宴请大使夫妇,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陪同,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均参加。这些对外礼宾工作自然要占去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1951年初,毛泽东主动提出今后他将不再出面宴请到任的驻华大使,不再参加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于是,从1951年起实行新做法:新到任的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由外交部副部长出面宴请(此点一直沿用至今)。而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改为:社会主义国家由刘少奇、朱德副主席轮流代表毛主席出席;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由周总理参加。

从1964年起,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国宴一般压缩为40桌左右(现在是10~15桌),为副总理举行的宴会为25桌(现在外国副总理来访,国务院领导同志举行欢迎宴会不再称为国宴,规模一般不超过3桌)。取消了国宴上外交团祝酒、敬酒的习惯。所谓祝酒,就是请外交团上台致祝酒词,各国使节和夫人则排队敬酒。这种礼节太烦琐,也无必要,同时,也免去我领导人到使节席敬酒做法。外交部建议取消,得到中央同意。这可以大大压缩宴会时间。

毛泽东主席每次宴请外宾时,事先都亲自交代让哪些人参加。他不喜欢人多,说人少坐得靠拢,谈话方便。一次在武汉宴请阿尔巴尼亚客人,主席交代两桌就行了,但结果安排了4桌,受到主席批评。

1965年3月汪东兴传达毛泽东指示,说宴会规格高,且不看对象,如千篇一律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菜,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花钱多,又不实惠,毛泽东认为,我们请外国人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宴会时间长。他认为,在宴会上既要同外国人说话,又要陪吃饭,时间长了陪不起。

为此,1966年9月外交部上呈“关于外宾接待工作礼宾改革的几点措施的请示”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报告内容包括“举办宴会要注意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讲排场、摆阔气和追求高标准,招待外宾不一定要举行宴会,可视情况举行酒会、茶会或冷餐招待会”。《报告》并提出以下四点要求:①对来访的代表团和重要外宾,一般只举行一次正式宴会,如有必要,可采用茶会或陪餐等简便形式招待;②宴会标准要降低,不用鱼翅、燕窝、银耳等名贵菜,一般不超过四菜一汤,注意菜量够吃;严格控制我方参加人数,只请直接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少数特别需要的工作人员;③宴会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到1个半小时;④为照顾外宾的生活习惯,要尽量做到外宾点菜用餐,以适合外宾的口味和爱好。

1972年与我建交的国家逐渐增多,降低出席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规格已显得很有必要。新规定是,我方最高一般由部长级为首出席。同年,周总理曾考虑过不再邀请外交使节参加国宾迎送和欢迎宴会,但由于亚非和不少友好国家使节反对而作罢。

周总理去世以后至1978年,我国对外宴请工作继续改革。随着我外交局面大发展,驻华使馆增加到90家,国宾访华更加频繁,被邀请参加国宴的使节和必要翻译人数达250~260人,所占宴会席位过半。而国际上普遍做法是一般不请外交使节参加国宾欢迎宴会。从1978年9月起我国也进行了改革:不请使节参加国宾迎送和国宴,而是根据来访国宾意愿和要求,安排与外国驻华使节会面。

1985年,针对当时对外宴请中存在的问题,外交部进一步提出改进办法,其中包括力倡节约,严格按照国家财政规定执行;控制我方参加人数,大型宴请主、客比例为1∶2,如外宾2~3人,我方不能超过5~6人;地方宴请要突出地方特色,用地方酒等内容。

1987年,我们参照国际上普遍做法,取消了我领导人出访及外国领导人来访举行答谢宴会的做法。

1995年新年、春节期间,有12个在京单位分别举办大型招待会、宴会,邀请驻华使节及有关外交官出席。这种做法既浪费又烦琐,群众意见很大,外国使节也感到厌烦。外交部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措施,从1996年起,每年只以外交部名义为驻华使节举办一次新年招待会,请有关涉外部门负责人参加,其他单位不再单独举行这类招待会。

1998年1月外交部又发出了“关于控制邀请驻华使节出席各种节假日宴请活动的通知”,某些部委和下属公司招待宴请驻华使节之风再次被遏制。

关于礼品改革

1965年3月汪东兴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向外国人送礼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认为,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其实送礼不在多少,而要送有民族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要自然大方,但不能没个边,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

听传达的廖承志补充说,礼品送得太多、太好,有时还会惹出乱子。曾有一个日本代表团来,我们送的礼物比较贵重,他们不仅不感谢,反而向我们提出质问,问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用意。意思是说,我们用礼品拉拢和收买他们。

毛泽东主席曾几次说过,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因而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当归个人所有。他提出,送给他的礼品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如果是日用品,则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的钱交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凡是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尝尝。有关工作人员曾建议,外国人送的水果之类的东西,给主席家人和小孩吃了算了。主席不肯,说:“你们为老百姓做事,为我服务,有功劳,应该吃。我孩子有什么功劳,不要给他们吃。”国务院根据主席上述指示,专门制定了礼品处理办法的规定。

1966年“文革”开始,“极左”思潮泛滥,强调毛主席著作、语录和诗词是最隆重、最珍贵的礼品。

1972年12月,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重申,外宾来访,中央和地方一般不送礼,如对方送礼,我方可适当送1~2件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元首、政府首脑来访,可送纪录影片。

关于国庆贺电改革

“文革”前,我国领导人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一般都见报、广播。“文革”初期,我国领导人发出的贺电内容,出于当时我国内形势考虑,除阿尔巴尼亚、越南外,一般不见报。1970年后,逐步恢复报道我国领导人致一些亚非友好国家的国庆贺电,而致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的贺电均不报道。外交部考虑,这种报道不一致,容易引起猜疑和误解,同时,这种做法同外国领导人致我贺电一律全文见报不一致。经中央批准,自1973年1月1日起,致我贺电均见报、广播,而我致外国贺电,由于内容大同小异,则改为一律不发表。

关于外事人员的服装

1966年9月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外交部报中央批准,对参加外事活动人员的服装作了限制,要求“应反映出我国人民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衣着应以整洁、朴素、大方为原则,男女一律不穿奇装异服”。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装,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关于出访

1966年6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外交部上报并被批准了关于领导人出访迎送问题的规定,内容为:从北京出国时,除对党的领袖、国家元首或其他有必要者外,一概不组织欢送;回国时,一般只在到达的第一站组织少数人欢迎,如无必要,也可不组织;回国后,被访问国驻华使节如提出宴请我国家领导人,可采取双方联欢,共同举行招待会方式,以节省时间。

周恩来与“周到”

周恩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细致、周到是非常感人的。我在礼宾司工作将近十年,其间有很多机会看到周恩来,对此深有体会。“文革”时期,刘少奇等多位中央领导人被打倒,国家大部分政务由周恩来在那里顶着。外事工作占去周恩来很多精力,每天不知批阅多少文件,但他批阅文件时总是一丝不苟,连错别字、不正确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他对礼宾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过问,不止一次亲自打电话到礼宾司,不找司长、处长,而是找直接经办的科员,询问某一项礼宾工作的安排或指示某项具体改动,如宴会的菜单、文艺晚会的节目单等等。

当时在国宾来访的欢迎宴会上,中外双方都要讲话,而且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出席。由于中国、苏联关系不好,在宴会讲话时,我方常常批判“苏修”。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一听到“苏修”字眼,便退席以示抗议。原来我们将讲话安排在吃冷盘之后上热菜之前,因此苏联等国使节来参加宴会,只能吃几口冷菜而吃不上热菜。周恩来发现后便找礼宾司商量解决办法,他决定把讲话时间改在吃热菜之后。这样,即使他们因讲话退席,也可以吃好饭。

一位领导同志当年曾说,“周到、周到”,只要周总理一到,什么事都已办好了,什么差错都不会出。

今天我们的外交礼宾工作严谨、周到、细致的好作风,就是周恩来言传身教,手把手培养起来的。

编辑: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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