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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4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

时间:2018-12-06 15:41:11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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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创作论来说,“力比多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驱动力。鲁迅的苦闷,粗略地说是源自社会苦闷与个人苦闷。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但丁在《神曲》中唱:伟大的女性,将引领着我上升……

鲁迅与4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鲁迅与4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

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附:这时期,鲁迅写作《呐喊》、《野草》,有满腔的忧愤与苦闷,希望与绝望。此间,他写及的女性形象多为很有生物爆发力的,并且语感紧绷,姿态压抑肃然。)

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子弹弓;而没有这个弹弓,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

(附:这时期,他写《故事新编》,多含沙射影,有诸多难言苦楚,诸多激愤与复仇。《故事新编》,是他对生活、人生、时局的隐射。)

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是因为许广平的福祗降临于鲁迅——“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

(附:这时期,鲁迅写《朝花夕拾》,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流露出莞尔的天真、盎然的春意,语感放松温暖,有鲁迅文字生涯中珍稀的“爱的芬芳”,是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

鲁迅与萧红

鲁迅晚年重病卧床时,既不能看报,也不能看书,只能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他放在枕畔不断看着的。这是一张木刻画,画上有一个穿大长裙子的女人,飞舞着翩翩的长发,迎风萧萧而奔跑,在她的脚边,盛开着一丛红玫瑰。

萧红问许广平: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广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聪明人,心里也许都有所思,但不便于说出来。

近年来,有许多重读鲁迅的人,对此作出了“斯芬达克斯猜想”,认为鲁迅病中眷恋的这幅木刻画,与萧红有关:那画中人,长裙,长发,不像是短发干练的许广平,倒是萧红,有两把海婴喜欢抓着玩的长辫子;那女子迎风奔跑有“萧萧”状,脚边花色则为“红”;而玫瑰,自然寓意“爱情”。换言之,鲁迅喜欢萧红!

持这样说法的人,其中有余 杰,他断定在鲁迅与萧红的内心深处,有亲密的爱意与心灵的碰撞,凭他敏感的阅读“直觉”;演过话剧《鲁迅》的演员濮存昕也说,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凭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情感经验。

这个“喜欢”的信息,大致是来自于萧红在1939年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这是一篇能深入鲁迅心灵的忆文,其中有几个细节颇耐人寻味: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他对萧红的衣着每每看在眼里,还对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评论:“红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颜色浑浊了,不大漂亮!”

一次,萧红要赴一个宴会,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为着取笑,许广平把一根桃红色发带系于萧红头发上,两人欲引来鲁迅的赞美,不想,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妆她……’许先生有点窘了。”

1934年,萧红与萧军来上海后,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陆新村,成为鲁迅的邻居。待二萧爱断情伤之后,萧红陷入无限的伤感与无助,因此天天来鲁迅家,一耽搁就是一整天。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校对一本著作,萧红走进他的卧室,鲁迅从圆椅上转过来,向着萧红,微微站起,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诧异了:“不是上午刚来过?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来呀……”

在青年作家中,鲁迅的确是极喜爱萧红的,他曾称赞过萧红的文学才华:“比谁都更有前途。”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有鲁迅为她作的序,“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个人气质来说,萧红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强,细腻而孤独,与鲁迅“阴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贴近。两个孤独善感而有才华的灵魂产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让我叫你‘悄女士’,难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婶婶’,‘悄妹妹’……”鲁迅写信称呼萧红时,心态有难得的俏皮与调侃,年轻与天真。

——鲁迅诚然是喜欢萧红的。

但“喜欢”云者,只能说是人类的一种怜惜情感:喜爱、欢喜,欣赏、欣悦……若涉及男女情爱层面的“喜欢”,则需慎言了。感情是绝对个人的隐秘体验,没有证据之凿凿,外人的任何臆断都未免显得是捕风捉影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谈到类似问题时有一个巧妙风趣的譬喻:“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因此,还是回到鲁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画吧。

冯羽先生在鲁迅的日记里查到线索,得知该画是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波斯诗人哈菲支(现译为哈菲兹)诗集首页做的装帧。哈菲兹是十四世纪波斯的抒情诗人,其诗歌的气质与另一位鲁迅喜欢的诗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征。在他的时代,如一只夜莺,哈菲兹咏叹青春与爱情,歌唱自由与民主。而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哈菲兹抒情诗集首页配的这幅插图,正应和了哈菲兹的诗歌精神:一位拿着诗集的行吟诗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长发飘飘的女人健美而意气风发,浑身散发青春的芳泽;她脚下的玫瑰,丛生而怒放,绽放出生命与爱情的热度。

这幅木刻画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青春与爱情。人物刻画那么富有张力,生命气息那么饱满美好。

凝视此画,忽地豁然而领悟:鲁迅在重病弥留之际,之所以久久瞩目这幅木刻画,毋宁说,是一个自量生命将朽的人,对青春与爱情的深深留恋呀!如同病榻上的琼西①对最后一片常青藤叶的眷恋。

鲁迅曾经是那样一个血液翻腾的铿锵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其生命之张扬,胸腔之激愤,奡奡如剑客。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终有一天他也会病来如山倒,成为一个生命线节节溃败、气息奄奄的病人。人在此时,定会回想自己往日岁月里的种种,那些欣慰终生的,抱憾终生的,耿耿于怀终生的(看鲁迅的那句遗言——一个都不宽恕!)……

而青春与爱情,作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两件东西,又似流水与光阴逝去便挽留不住的。凝视画片那一刻,鲁迅必定在用灵魂作无数次无声的呐喊:“啊啊——青春!啊啊——爱情!”

至于画中那个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联想到她是萧红——因为萧红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毕竟,画中女子只是青春与爱情的一个虚拟载体,实不必牵强地把她与现实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

然后,如有灵犀一点通,一日,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几句诗跳入我眼来,刹那间破译了“鲁迅喜欢萧红”的密码: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附:晚年鲁迅,热衷于收集并编辑外国木刻画。皮科夫的画作是他欣赏的。他曾对史沫特莱赞赏过皮科夫的另一幅木刻画《巴巴诺娃画像》:“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画中的巴巴诺娃,青春盛放,生命张扬。)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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