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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苏联人见面只握手不拥抱的原因

时间:2017-05-03 22:40:03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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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 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 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 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邓小平与苏联人见面只握手不拥抱的原因邓小平与苏联人见面只握手不拥抱的原因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到苏联1991年12月26日正式解 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2年零86天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十年全方位友好,到十年意识形态 对立,再到十年军事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 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 ,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 、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 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 ,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 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 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 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 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6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 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 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政治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 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中苏关系“半正常化”

中苏双方商定:中苏高级会见将于1989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两国外 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这一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 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 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30多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 长互访,两国高层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 正式访问。这是30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了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 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 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 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 姆林宫已快4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 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 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 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中苏关系、国 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 “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最有份 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 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 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 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 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 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 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当时 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 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虹桥国宾馆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 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8个 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 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 篇运筹帷幄达3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 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 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 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 。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 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 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小平同志后来谈及中苏外长互访时,曾精辟地指出,两国外长互访标志 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我党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 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 互称“先生”。 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 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 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 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 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3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 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 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 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 “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 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当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见到来华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 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 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 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

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 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 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 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 情感 可言。

小平同志在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 据此,对苏联人的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 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 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 :“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 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 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待:与苏联人 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 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 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也清楚党与党的领导人见 面时那种“拥抱贴面礼”独特的政治含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 阵营”的那种结盟,以及随后苏联东欧“大家庭”的那种“抱团”。见苏联 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 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 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 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 年5月16日10:00,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 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 友看电视实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鉴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的会见极为重要,会见时的口译工作早就受到 了外交部领导的重视。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 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 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 他还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待了一项不太 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 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 个办法,让戈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好让老人家 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 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50年代并不罕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 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 。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目前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 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 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 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 “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 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 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入座前,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我们叫他“老百”)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 人,随便聊了起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 ,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 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 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 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 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 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历史性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开始举行。

9时10分至9时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中央党政领导 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 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小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 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 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 。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 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革”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 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 :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一般性的事情都不怎 么过问了,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 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 我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 里在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硕大 的步话机得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 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 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和小平 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 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 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 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 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 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 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这次排座与我国礼宾的习惯做法相反, 戈尔巴乔夫坐在小平同志左侧,这是因为他的左耳听力比右耳要好。记得有 一次,小平同志对一位外宾说:“我已经80多了,身体总的还可以,不过, 一些零件不灵了”,边说边用右手食指指了指右耳,随后说:“外宾见我, 都安排坐在左边,这样,可以听得清楚一点。”

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 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 :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 。 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 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

小平同志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 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 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 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小平同志这次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 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 和光明磊落。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 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 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 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 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 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 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 大约四五分钟,萧榕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 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 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 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 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与中国总理会谈,5时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时20分,萧榕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 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 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 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两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 ”会谈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 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 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 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 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 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 。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 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介绍我给 苏方客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回忆起邓戈 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 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 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

萧榕还告诉我,戈尔巴乔夫访华后,曾托人给小平同志带来三张录有俄 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的唱片。老人家很喜欢这些熟悉的歌曲,常让家人把这 些唱片放给他听。

三年准备的一篇大“文章”

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 文献”,事先便专门交待我和两位俄语高翻,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 “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 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 ,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 ,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 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 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 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 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事后的这20年来,每每忆及此次谈话,自己对这位伟人的崇拜之情便油 然而生: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来的,此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我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 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 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 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 不多见的。当然,这篇谈话如此精辟、经典,主要缘于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 ,雄才大略。

拜见长辈 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 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在旁听得一清二楚。戈尔巴乔 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 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坐在曾震撼过世界的这位“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 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 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看着坐在左前方只有半 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 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抽烟被“管制”

在上面所提到的小平同志与苏联外长会见前,中国外长钱其琛向老人家 汇报与对方会谈的情况。这位“老烟民”说着说着,就习惯地伸出左手,在 左侧茶几上摸了摸,大概是想拿支烟抽,但茶几上除了个茶杯,什么东西也 没有摆放。坐在他身旁的小女儿萧榕眼尖,一发现这个动作,就立即进行“ 干预”,假装严厉说:“爸,不是说好了吗,不能抽烟!”其父先做无奈状 ,后即哈哈大笑,说:“大家请看看,我这个人不自由啊,受人管制!”又 说:“不让我吸,也不是不可以,但会见外宾时,在茶几上总得摆个碟子, 上面放上几根烟,装装样子嘛!否则,外国记者就会乱猜测,发消息说我身 体不行了,医生连烟也不让吸。”寥寥数语,随意道来,听后仍感抑扬顿挫 ,不通过麦克风,更感脆响。话虽是这么说,但也许因为实行“管制”的萧 榕没有发话,小平同志会见苏联外长时,在其左侧的茶几上,还是没有摆放 香烟。我当时会心一笑:这个笑容可掬的“毛毛”(萧榕的乳名)好生厉害, 竟敢违抗“圣旨”!

在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前及期间,我被指派担任记录,记下这位 中国领导人对内对外谈话的内容。事先,我给自己预设了一个独特“任务” :继续研究“邓小平与烟”这个题目。老人家在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坐在 东大厅旁边一个厅里休息。我因为有领导交办的上述特殊任务,便一直站在 他的身边。我注意到,在他身旁的茶几上,除了个茶杯,什么东西也没有摆 放,于是,我就想,萧榕这次依然不听父亲让摆几支香烟装装样子的话,对 其抽烟还是实行严格“管制”。

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东大厅入座后,我坐在老人家后面,发现在他 左侧的茶几上,只放着一只茶杯和一个小麦克风,没有摆放香烟。他与戈尔 巴乔夫兴致勃勃地谈了整整两个半小时,然而,一根烟也没有抽。小平同志 抽烟抽了几十年,听说瘾还很大,有时一根接一根地抽。可现如今,一根烟 也不抽了,让我有一种突然“急刹车”、嘎然而止的感觉,可见老人家的自 控力有多么强!

“爸爸的健康最要紧!”

在上面所提到的萧榕宴请苏联客人时,我特意提起她在中苏领导人会见 期间,两次对父亲实行的“烟草管制”。她叹了叹口气说:“那是不得已而 为之。到了80年代末,医生一再建议爸爸少抽甚至不抽烟。你试想一下,我 这个做女儿的,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爸爸的健康最要紧!”

我早就听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平同志的家人为了使老人 家健康长寿,对他采取一“禁”一“限”的“严厉”措施。“禁”者,禁烟 也;“限”者,限打桥牌的时间,而且限得很死。有件事我一直想问萧榕, 但又不敢开口,到了宴会快结束时,还是憋不住,就怯怯地说:“听有人说 ,你还搅过小平同志的牌局。”她听后嘿嘿一笑,说:“没有的事,你这是 听谁说的?”又说:“爸爸爱打桥牌,打了几十年。打桥牌很费脑,他能打 ,说明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但近年来,打牌的时间,不能像以前那样长了 。”还说:“爸爸退下来后,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晚上打牌到10点钟就准 时收兵。你不信,就去问问聂卫平,搅不搅局,他这个人最清楚。”

我不认识聂先生,无缘向他求证。碰巧有一次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 》,听聂卫平同窦文涛神侃,说他与“牌友”邓小平之间的那些轶事。窦文 涛也提了类似问题。聂棋圣说,邓老爷子在晚年,桥牌只打到晚上10点钟, 这是他的闺女们,特别是毛毛立下的一条死规矩,毛毛卡得忒死,连一分种 也不许超。老爷子和牌友们都很自觉,像军人执行军令一样坚决。

萧榕说得对、说得好,小平同志的健康“最要紧”,一个“禁烟”、一 个“限牌”,都在为这个“目标”服务。

不抽烟“对不起”记者们

据我所知,“邓小平与烟”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会见外宾时,常常以吸 烟作为“话引子”,其特有的幽默,顿时营造出一种令人身心愉悦的“气场 ”。有好几次,小平同志与外宾一落座,便拿起茶几上的烟盒说:我这个人 吸烟都吸出了名,外国记者常常以这个为由编发消息,我如果不吸烟,就对 不起他们!

1974年夏天,美国议员杰克逊来华访问。小平同志一见面,就拿起一盒 熊猫牌香烟,问这位议员及随行人员吸不吸烟,客人们摇了摇头,于是,他 就风趣地说:“怎么,客人们都不吸烟?我看,你们的财政部长恐怕会不高 兴!”杰克逊回他这样一句:卫生部主张禁烟,而财政部则鼓励卖烟,结果 ,总是财政部得胜。小平同志接过话茬儿说:这两个部还会一直争论下去, 争100年恐怕也解决不了!

当年冬天,美国另一名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访时,一见小平同志就说:你 如不介意,那我就抽烟斗啦。这位中国领导人用手势示意请便。美国客人接 着说:卫生部不让抽烟卷,我没有办法,只好像斯大林那样抽烟斗。小平同 志调侃说:卫生部越禁烟,烟的销路就越广。

小平同志抽烟出了名,他谈烟的幽默独具“邓氏特色”。上面举的几个 例子就可以“作证”。另一次,他问一位外宾吸不吸烟,外宾答“不吸”, 但其夫人插话道:“他不吸烟,但喝酒。”小平同志听后哈哈大笑,说:“ 我是两个都做,烟也吸,酒也喝,身体嘛,好像还可以”,边说边显出得意 洋洋的样子。再有一次,小平同志拿着一根香烟对外宾“不满”地说:“我 吸的是假烟,你看看,不就是一根纸条吗,哪里有什么烟哟!”原来,为了 减少尼古丁的吸入量,为他专门生产一种特长过滤嘴香烟。还有一次,小平 同志与外宾交谈时,突然把正在抽的余烟掐灭,带着一点自嘲说:“吸烟对 身体有害,这个我晓得。不过,已经吸了那么多年,看来改也难。”

控烟自制力感动英国女王

还有个故事令我特别感动。1986年10月中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 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小平同志会见和宴请了这位 英国君主,双方谈得很愉快。有位陪见的中方官员“奇怪”地发现,在长达 四五个小时内,小平同志连一根烟也没有抽。

令人叫绝的是,伊丽莎白二世也发现这一“反常”现象。事后,她在致 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但愿未吸一支烟没有使你太难受 !实际上我们都不会介意的,但我们仍感谢你的一番美意。”可见,小平同 志喜欢抽烟,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连英国女王也知道。她对这位中国领导 人长时间的控烟自制,感到很大的意外和由衷的敬佩,因而才在信中发出此 言。小平同志这次表现出来的非凡自控力,发生在对他实行“禁烟”之前, 我想,这主要是源于他对一位女性君主的礼貌和尊重。

与此相关,还有一段小趣闻。小平同志对与英国女王见面一事十分重视 ,连宴请的菜单都很费心。有一回打桥牌时,他请牌友们给他参谋参谋,招 待女王吃些什么菜为好。当晚打牌告一小段落时,老人家按惯例招待牌友们 吃饭,没成想,所吃的菜与平时大不一样,他打招呼说:“今天请大家试吃 一下这些菜,如果都说好,就请英国女王吃。”

我常对朋友们说我的“命”好。我是个普通人,在自己平淡一生最宝贵 的年华中,有幸近距离体验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伟人、世界名人的勇气和睿 智,以及作为十四亿炎黄子孙一分子的幽默与情趣;感受他的思想、远见给 我们中国带来的深刻度化,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李景贤,男,广东开平人。1939年2月出生。1956年9月-1963年8月在北 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本科、研究生班学习。1963年9月入外 交部工作。2001年9月退休。

在外交部工作了20年,曾任:

--教育司翻译处科员;

--中苏边界谈判办公室科员、副处长;

--中苏谈判办公室(主管边界谈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副处长 、副司级参赞;

--苏欧司副司级参赞、副司长;

--欧亚司副司长、公使。

在驻苏联、俄罗斯联邦、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使馆工作了18年,曾 任:

--驻苏联使馆随员、二秘、一秘、政务参赞;

--驻俄罗斯使馆公使;

--驻格鲁吉亚大使;

--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站长点评:近代当代中国领导当中,我最为佩服的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 ,特别是在外交处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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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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