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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给孟小冬的分手费是多少

时间:2018-06-23 02:22:56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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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家堂会三天的戏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没有参加演出。这跟此时她尚未和梅兰芳分手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她是认识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刚刚由沪迁居北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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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黄金荣已和露兰春分了手,按理说,露兰春的一切都和黄金荣没了关系。但是,有一天,黄金荣突然又想起了露兰春。此时,露兰春早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天津。黄金荣却不知露兰春真实去向,隐隐打听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托杜月笙前往北京寻找。临走,黄金荣特地交代杜月笙,说孟鸿群一家刚刚迁去了北京,孟家闺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红了,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

其实杜月笙知道露兰春去了天津,当初,还是他在为黄、露处理好分手事宜后,为露争取了一笔分手费,然后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也不能保证露兰春一定还在天津。再者,黄金荣告诉他露兰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须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于是,他带着两个手下,没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并没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过,他自有办法。首先,他看报纸,在演出广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开明戏院演出。晚上,他让手下人事先雇好车停在戏院门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戏。散了戏,孟小冬照例乘车返家。杜月笙乘车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于东四的家门口。

隔了几天,杜月笙在北京实在打听不到露兰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兰春在哪里,在找寻露兰春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无功而返,但他因此结识了才貌双全气质独特的孟小冬,又觉得此次进京,还有很有收获的。

盛大的杜家堂会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后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弃妇的女人一样,悲痛欲绝悲愤难抑,一时想不开,决定绝食自尽。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着死神的降临。父母家人当然不能任由她抛弃生命,规劝、苦劝,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总之,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她缓了过来。虽不再寻死觅活,但对生活失却了信心。于是,她决定暂且离开伤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斋念佛的方式疗伤。

律师郑毓秀是如何参与到调解梅、孟分手事宜的?据说,是因为“孟迷”沙大风。沙大风知情后,很为孟小冬抱不平。他虽然清楚感情的事儿无所谓对错,更无所谓谁负谁谁骗谁,但是,他总是认为孟小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梅兰芳,对孟小冬来说实在不公平。再说了,既然当初孟小冬是在有媒人有证婚人的情况下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就是明媒正娶,那么,如今分手,就不应该只是分手那么简单,用法律语言,应当是离婚。既是离婚,该有个正式的程序上、内容上的完备手续。于是,他向孟小冬建议,去上海聘请著名的郑毓秀律师,由她出面处理善后。

孟小冬接受沙大风的建议,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抵达上海后,她没有直接去找郑毓秀,而是先去找她的结拜姐妹姚玉兰,大概是想让姚玉兰陪她一同去面见郑毓秀。此时,姚玉兰已是杜月笙第四房妾了,她是在两年前嫁给杜的。姚玉兰听了孟小冬的打算,认为打官司并不妥当,一来麻烦,完成整个司法程序,既耗时更耗力;二来从名声上说,于孟小冬于梅兰芳,都很不利。想一想,当初两人结合,是不公开的、秘密的,如今分手反倒闹得轰轰烈烈人所皆知,不是让人看笑话么。孟小冬认为姚玉兰分析得很有道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姚玉兰提议不如让杜月笙出面,做个和事佬。杜月笙和梅兰芳也是老相识,又早就对孟小冬有好感,便一口答应姚玉兰的提议。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梅兰芳支付四万块钱。其实,两人谈分手时,梅兰芳就曾想给孟小冬一笔钱,但孟小冬拒绝了,当然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如今,看到姚玉兰、杜月笙的面子上,她接受了。

至于离婚,他俩的结合,从法律上来说,并不合法,孟小冬的身份不论她多么不情愿,终究是妾。在法律不保护妾的情况下,他们的分手,也就无所谓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手续。

有意思的是,孟小冬最初拿到的四万块钱,是杜月笙垫付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梅兰芳平时开支巨大,又是借款去的美国,当时手头很不宽裕,竟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后来,为了偿还这四万块,他不得不将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卖了。两个人的一段真情,最后以四万块钱做了了结,不免有些可悲。

从7月到9月,就在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孟小冬经历了分手、绝食、赴津、又转赴上海、找律师、找姚玉兰、托杜月笙,最后以四万块钱了结的复杂过程。她的心情也由绝望、愤怒,转为平淡,最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四万块钱。两个月的时间,不长;她心境的转变,却是极速的。9月17日,她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了,唱了一出《捉放曹》。当然,这次唱的并非营业戏,而是应沙大风的邀请,参加沙大风发起组织的赈灾义演。第二天,也就是“九?一八”之夜,还是在春和戏院,孟小冬坐在台下,全身心地欣赏了一出“谭派”著名老生演员言菊朋唱的谭派戏。

“九?一八”之夜,梅兰芳在哪儿?在干什么?这牵涉到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哪儿?在干什么?有人证明张学娘正与夫人于凤至及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据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回忆,一向爱听梅戏的张学良因伤寒症住协和医院已久,心情烦闷,“九?一八”当晚,因病有好转,且为了招待宋哲元等将领,便离院赶至中和戏院观看梅剧《宇宙锋》,随行人员有护士、警卫等,因此,他定了三个包厢。

梅夫人福芝芳也证实,“九?一八”当晚,梅兰芳的确在中和戏院上演全本《宇宙锋》,她是在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后才赶到中和戏院去的。在戏院,她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坐在一间包厢里看戏。

台上的梅兰芳也看到了张学良,当他演到赵女在金殿装疯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包厢,伏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他不知道那人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因为隔得远,梅兰芳无法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看到张学良唬地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包厢,随后,他的随行人员、陪同他看戏的人陆续离开了戏院。

戏还未演完,却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其他观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有所不解,不过,他断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就张学良的身份和地位,他若不是突遇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大事,绝不会放弃他一向喜爱的梅剧,特别是他最爱看的戏就是《宇宙锋》,而“金殿装疯”又是此戏的高潮,早在几分钟前,他还随着梅兰芳的唱腔,很陶醉地轻打着拍子呢。

第二天的新闻——“九?一八”事变爆发——证实了梅兰芳的猜测。他意识到此时,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道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

九?一八”之后两天,孟小冬又连续看了言菊朋的戏。其实在此之前,她曾求教过言菊朋,而且还曾提出过拜师,但此事不了了之。也许是因为后来孟小冬嫁人而且退出了舞台,所以拜师一事也就搁浅了。如今,恢复单身的孟小冬显然准备复出。否则,她也不会连日留连戏院,不是自己唱,就是听别人唱。看了言菊朋的演出,她又萌生了拜师之心。

在民国初年,学谭(鑫培)的老生演员,正式演员中,以余叔岩为最好;而在票友中,就算言菊朋为至尊了。不仅如此,有一段时期,言菊朋在老生行,大有超乎余叔岩之势。

言菊朋学谭鑫培,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连老谭生活中的一些“小动作”,他也照学。比如,谭鑫培喜欢闻鼻烟,把两个鼻孔熏得黄黄的。于是,他就有个习惯,到了戏院后台,先洗鼻子,再扮戏。言菊朋并不闻鼻烟,却也在扮戏前,先洗鼻子。诸如此类,还有其他。所以,有人说言菊朋学谭,走火入魔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痴迷,谭派艺术,除了余叔岩,也就属他学得最像。

但是,言菊朋这个“谭派传人”,在他下海前只被票友和内行认可,戏迷、观众对他并不了解。于是,他要下海。在那个年代,正式演员往往很瞧不起票友下海,梨园之人,有不少人说话都很刻薄。对言菊朋,他们讥为“五小”、“五子”。“五小”,即小脑门(额头太低)、小胡子(髯口太稀)、小袖子(水袖太短)、小鞭子(马鞭短细)、小靴子(鞭底太薄);“五子”,即小胡子、小袖子、小鞭子、洗鼻子、装孙子。可想而知,初下海的言菊朋心理压力有多大。

后来,言菊朋唱出来了。因为余叔岩被公认为“谭派传人”。于是,言菊朋自诩“旧谭派首领”。从艺术上来说,他确有长处。在唱腔上,他非常讲究字眼,也就是绝对以“字正”为本。但是,“字正”与“腔圆”有的时候不能统一。谭鑫培、余叔岩等名角儿,有时为了腔圆,而不得不牺牲某个“字”。言菊朋却不同,他坚持 “字正”,不惜牺牲某些腔调。于是在耳尖的人听来,他的唱腔(后来被称为“言腔”),有时几乎成为“怪”腔。他却说:“腔由字而生,字正而腔圆。”在表演上,他追求“神似,而不能求其貌似”。他虽然不是正宗科班出身,但长年勤学苦练,武功底子也不错。

孟小冬想拜言菊朋为师,请求沙大风帮忙。沙大风牵线搭桥。言菊朋听说要收孟小冬为徒,“呵呵呵”地满口答应。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就等着选个良辰吉日行拜师礼了。一个月以后的《北洋画报》上刊登了署名“春风”的文章,题目是《孟小冬拜师》,文中这样说:

女伶中唱老生者,今日当推孟小冬为巨擘;盖其嗓音纯正之中,具苍劲之韵,可

称得天独厚,而使调行腔,既非凡响,神情做派,亦异俗流,落落大方,自非寻常

女伶所可比拟也。顾小冬尚谦然以为未足,将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期深造。

此前言菊朋来津,在春和露演,小冬排日往观,悉心体会,深为折服,近日乃请人

介绍,欲拜菊朋为师,俾可请益。菊朋亦以小冬为女伶英才,欣然允诺。小冬已专

函邀请菊朋莅津,将择吉行拜师典。闻菊朋日内即可就道。……

然而,拜师一事再次不了了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年年底,孟鸿群病危,孟小冬匆忙由津回京照顾父亲,直到次年2月送走父亲,然后又为父守孝,忙乱中就遗忘了拜师礼。事情过后,重新记起这事儿,双方都已失去了热情。

既然有心拜师,当然应该拜言菊朋这样的大师。但是,孟小冬没有拜成言菊朋,却在回到天津后,拜了一个京剧票友为师,而且像模像样地行了拜师礼。这个“师”,就是曾经为四大名旦排序的苏少卿。苏少卿早年演过话剧,后来迷上了京剧,曾师从陈彦衡学谭派老生,对音韵学方面颇有研究。他祖籍江苏徐州,一直生活在上海。此时他在天津的身份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驻津代表。

对孟小冬拜票友为师,议论颇多,大多不能理解。孟小冬自己,则不以为然,在她看来,无所谓正式演员还是票友,有真本事就行,她能从他(她)身上学到玩艺儿,就都能成为她的老师。事实上,她不但拜过谭派老生为师,甚至还拜过名旦荀慧生,当然更师从梅兰芳学过梅派戏。她一向好学,正如《孟小冬拜师》一文中所说,她一直“谦然以为未足”。这是她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孟小冬拜苏少卿,中间人又是沙大风。1932年9月3日,在天津的大华饭店,孟小冬正式行拜师礼。

人们发现,这一年多来,也就是说,和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长居天津,除了父亲病、亡而回了一趟北平后,似乎始终不愿意回到北平生活。有人猜测,她是准备重新登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保证不会和梅兰芳见面,为了避免跟梅兰芳相遇,她选择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

其实,梅兰芳早在孟小冬拜师苏少卿前半年,就已经离开北平南下上海了。这年春天,他为淞沪抗战受伤战士筹集医药费在北平义演了3 天,然后离京。关于他迁居上海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人将此归结为他和孟小冬分手。分手本身,自然是原因,因为两人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分手后他为支付给孟小冬四万块钱而不得不将梅宅卖掉,也是原因。按此说法,他似乎是在北平待不下去了才走的。

实际上,梅兰芳携家小移居上海,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和战事有关。“九?一八”后,日本侵略者的猖狂野心和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都使他预感到,继东三省后,华北大平原也将不保。如此想来,北平是难以再待下去了。这么说来,他迁居上海,的确是因为“北平待不下去了”,不过,这个“待不下去”并非那个“待不下去”,性质完全不一样。既然如此,梅兰芳第一次想到了“走”。但是,走向何处?

在这之前,梅兰芳多年的朋友冯幼伟已经定居上海,他一直写信催梅兰芳南迁。梅兰芳始终难下决心,一来北平到底是他的家,他舍不得;二来北平又是京剧的故乡,他的中心舞台在北平,他也舍不得。然而,面对“九?一八”后的政治形势,他也不能不走了。既然要走,就只能去上海。

梅、孟二人分手后,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分隔两地,各过各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然而,那过去了的,却并没有烟消云散。突然有一天,天津某报开始连载一篇小说。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篇小说的内容说的就是梅、孟的故事。如果单纯地以他二人作为生活原型对故事进行重新演绎,或者戏说,也许无伤大雅,只当是娱乐。但是,小说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对孟小冬相当不利。比如,在提到“血案”时,小说作者有意无意地暗示此案背后的指使人,可能就是那个坤伶。当然,他(她)也对血案制造者和这个坤伶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揣测。在“赔偿”问题上,小说又说坤伶狮子大开口,向那个名伶进行了敲诈。

说到底,这是篇小说。小说的要旨是虚构。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虚构。显然,它是有生活原型的。既然如此,就不能将它视作纯粹的小说。事实上,当时人们的确没有只当它是小说而一读了之一笑了之,而是当了真。于是,大家旧话重提,对梅、孟关系重又议论纷纷。受小说影响,这些议论对孟小冬多加指责。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作者的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

也许身在上海的梅兰芳没有看到这篇小说,因为对此他没有任何反应。身在天津的孟小冬看到了这篇小说,而且听到了人们对她的议论,甚至感受到了人们的侧目斜视。这并非她敏感,而的确是客观存在。她有口难辩,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辩。一怒之下,她很想去质问小说作者。但是,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小说作者大可以以一句“请别对号入座”将她打发。

孟小冬重新陷于绝望境地,甚至有崩溃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将重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身上。这次,她不只是长跪佛前捻着佛珠念着佛经,让青烟将自己麻醉。她一口气跑回北平,跑到拈花寺,拜住持量源大和尚为师,然后皈依佛门,成为佛家弟子。许多年后,她向友人坦言:“婚姻不如意,才促使我信佛的。”

如果佛能平复受伤的心灵,如果吃斋念佛能让躁动的心趋向安宁,如果烧香膜拜能抑制仇恨怨气,那倒也不是坏事。也许孟小冬受伤太深,她不可能在一瞬间放下俗世尘事。就在她潜心向佛时,有人向她进言:别为了他人的别有用心,葬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再说了,谎言说了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不让谎言成为真理,就应该及时揭穿谎言,固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这种情况下,孟小冬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紧要启事”。启事首发于1933年9月5日的《大公报》上,接着又连续刊登了两天。从启事内容和语气上都可以窥见她仍然愤愤不平的内心。

或许“紧要启事”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使孟小冬一直郁结在胸的怨气得到了渲泻。她的心情一下子明朗了很多。在“启事”公开20天后,她重登舞台。在北平的吉祥戏园又唱《四郎探母》。她和梅兰芳第一次合作,唱的就是这出戏。她没有因为如此就拒绝这出戏。这次,和她合作的旦角是坤旦李慧琴。同时,她刚拜的新老师鲍吉祥也在剧中串演杨六郎,曾长期辅佐梅兰芳的名小生姜妙香配演杨宗保。可以说,在经历了感情失败后,从此,孟小冬正式复出。

自访问美国后,梅兰芳对世界的了解大大进了一步。为使眼界更加开阔,也便于日后将京剧拓展到欧洲,他萌发了旅欧之念。从美国返回北京后,他又去拜访胡适,一是汇报在美演出情形,另外便谈到拟去欧洲的计划,还是希望胡适给予指点。胡适很赞同他的想法,他劝梅兰芳请张彭春先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再做决定。

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缓行。然而,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却于1931年深秋抛下国内的一切,只身去了欧洲五国。他此行的目的并不像梅兰芳数次出国那样以演出为主,而是专门考察欧洲戏剧。归国后,他写了一本《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其中包含了十九点心得,极富理论性。

程砚秋此行再度激发了梅兰芳的赴欧决心,他一方面在上海赶排《抗金兵》《生死恨》等应合抗战的戏,一方面积极与驻英、法、德的外交官联系,加紧筹备。就在此时,他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恳请他在赴欧之前先到苏联演出。

当年梅兰芳到美国演出,接受的是民间团体“华美协进社”的邀请,纯粹属于民间文化商业行为,而此番到苏联演出,他却是从苏联驻华大使馆特派汉文参赞鄂山荫那里接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斯科的正式邀请函。也就是说,赴苏演出似乎官方色彩更加浓重一些。这也恰好为苏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邀请梅兰芳的此种说法提供了依据。

其实对于苏方究竟出于何种原因邀请梅兰芳去演出,说法有几种,除了想一睹梅兰芳举世闻名的艺术外,有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苏联艺术界写实派正在没落,而开始盛行象征主义,中国京剧一直被认为是“象征派”艺术;另一种说法便是政治的:当时苏联刚刚将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中国国内对此行为大为不满。苏方为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遂邀请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一同去苏联演出。对于梅兰芳而言,无论苏方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要做的只是为演出而精心准备。

相比到美国演出前的焦虑和担忧,梅兰芳此次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当初他对中国京剧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无把握的,面对的又将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访美又过去了四五年,他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读过程砚秋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之后对欧洲戏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为不知情所带来的惧怕。

另一方面,当初他去美国演出,不但旅费自筹,演出如果不卖座的话,他将面临破产,因而经济压力是相当大的。此次去苏联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苏联政府出面邀请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由对方负担。

再者,梅兰芳在选择演出剧目时,不得不考虑到苏联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剧目自然是要有差别的。尽管如此,当初他为访美而准备的宣传品和演出设备等,则是可以继续延用的。从这一角度上看,客观上也为他减轻了许多麻烦。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在去过两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国之后,对于出国演出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也使他比访美要轻松许多。

一切准备就绪,梅兰芳正待上路,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如果乘火车去苏联,必须经过伪“满洲帝国”。梅兰芳明确向苏方表示:绝不会踏过日本侵略者侵占下的中国土地去苏联,否则宁愿取消此行。苏方见他态度坚决,不得已改派专轮将梅兰芳先接到海参崴,然后再在那里乘火车直达莫斯科。

1935 年2 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了苏方特派过来的“北方号”轮船。行前,苏联驻华大使鲍维洛夫在使馆为他们饯行,祝愿他们演出成功。同船赴苏的除了梅兰芳等剧团成员外,还有返苏回任的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及其随员、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夫妇和电影明星胡蝶、《大公报》驻苏记者、戈公振的侄子戈宝权。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航行,“北方号”于27日抵达太平洋海岸的重要商港海参崴。苏联国家乐剧协会特派专员罗加支基、海参崴地方当局代表、中国领事馆代表早已等侯在码头。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梅兰芳驱车前往海参崴最豪华的契留斯金旅馆。他们在海参崴停留了三、四天,苏联远东州州长、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权世恩分别设宴招待。

紧接着,梅剧团和胡蝶等人换乘西伯利亚快车驶向莫斯科。

这个国家自十月革命后,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对刚刚从战乱不断的国家走出来的人来说,都不免心存欣羡。去之前,梅兰芳对苏联的历史进行过全方位的了解,对“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充满敬意。因此,他到莫斯科次日便去红场敬谒列宁墓,所献花圈缎带上款写着“敬献列宁先生”,下款“梅兰芳鞠躬”。他是第一个向列宁之墓敬献花圈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当天下午,他还在高尔基大街上的一家美术品商店购买了一尊列宁半身塑像。

这尊塑像作为当年的访苏纪念,梅兰芳一直放在家中的显赫位置,虽然几经战争或搬迁,但他始终精心保存,一直到解放后,他又将它从上海带到北京家中,放在书房里。在他1959年入党后曾对记者提起这尊塑像,说:“25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身边,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柱。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处境中,流离颠沛的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气,意志坚强地同恶势力作斗争。”这塑像却在梅兰芳死后的文革中被“造反派”砸毁。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梅兰芳孟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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