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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亡国:漫谈唐代的牛李党争

时间:2018-05-23 13:21:00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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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上讲,党与派这二个字,都是贬义词。《尚书·洪范》有这么一句话:“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党、偏、侧都是贬义词,王道的标志是“无偏无陂”,是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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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一作为阶级一翼的派别,总有侧有偏吧。我们的政治体制,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所谓王道不过是集中统一的代名词罢了。再说,战国时的思想家韩非,他是极端非议朋党与派别的,他在《有度》篇说:“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于法。”“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在《扬权》篇说:“党与之俱,臣之宝也。臣之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韩非强调的是法制的统一,他说:“毋弛而弓,一棲两雄。一棲两雄,其斗喭页喭页。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他以树木作譬,“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木数披枝,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这些观念虽然是法家韩非的阐释,确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根本。

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统治者实际奉行的是儒表法里。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与其父汉宣帝有过一次议论,《汉书·元帝纪》载其言云:“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名是概念,实是客观存在。眩,昏迷不清,“眩于名实”即名实不符。对于国家的治理,也就不知何所守了。所谓霸道,实即法家的观念,王道即儒家的观念。法家的观念是维护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稳定,儒家用周政,崇尚分封制,则既不符当时实际,且是分裂致乱之源头。尽管在伦理观念上儒家有其长处,而国家的管理,还得依法治国。汉代自元帝以后,是依靠儒生们治理天下,正如毛主席所说,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纯任儒生的结果,是新莽取代汉朝,来一次天下大乱而已。

那么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没有党争的问题?也有,只要有是非和利益的纷争,怎么可能没有党争呢?问题是如何处理。纷争和团结总还有一个度,这个度处理不好,社会就出现无序的状态了。分别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党争的经验教训,或许对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益的。唐中叶有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牛李党争,北宋先有宋仁宗时由范仲淹革新引起的朋党之争,后有因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政。这两个朝代的朋党之争结果都不好。

唐中叶牛李党争的时间,大体上是从唐宪宗末,经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初,前后大概四十多年时间,所谓牛党,前后牵涉的人多一些,比如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李党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主,实际上是朝廷大臣与宦官勾结争夺相权的斗争。

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裴度与元稹罢,以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裴度执掌相权,次年即以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同执相权。穆宗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只有三年多时间,只活了三十岁。敬宗即位时只有十四岁,有人告诉他,所以能立为太子,是李逢吉之力,故李逢吉能大权独揽。《旧唐书·李逢吉》传称其“妬贤伤善”,广结党羽,“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号八关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者。”(《旧唐书·李宗闵传》)李吉甫在宪宗与德宗时先后为相,是李德裕之父。穆宗在东宫时,素闻李吉甫之名,既见德裕,尤重之。禁中诏书,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而李吉甫在位时,牛僧孺与李宗闵应制举之言时政之失,李吉甫因此而贬斥考策官。李吉甫去世时,裴度即相位,故李德裕因父亲李吉甫及裴度的缘故受到牛党排斥。

《新唐书·李宗闵传》称:

时(李)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闵中助多,先得进,即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异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

久之,德裕为相,与宗闵共当国,德裕入谢。文宗曰:‘尔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曰:‘今中朝半为党人(指牛党),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帝曰:‘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德裕因请皆出为刺史,帝然之。

由此可见,文宗时朋党问题仍很严重,唐文宗启用李训、郑注,想借以除宦官,“时(李)训、(郑)注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以指二人(即牛李二党之代表人物李宗闵与李德裕二人)党,逐去之,人人骇栗,连月雺晦。帝乃诏宗闵、德裕姻家门生故吏,自今一切不问,所以慰安中外。尝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新唐书·李宗闵传》)朝廷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员,因朋党问题,一分为二,事事皆互相掣肘,时政便寸步难行。若一齐去之,朝廷便无人可用。又若《新唐书·杨嗣复传》记载,文宗开成初,郑覃与杨嗣复在帝前论政,讲到用不用窦洵直的事,其文云:

覃曰:“陛下当察朋党。”嗣复曰:“覃疑臣党,臣应免。”即再拜祈罢。……覃曰:“论边事安危,臣不如(李)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复曰:“臣闻左右佩剑,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谓谁为朋党邪?”因当香桉顿首曰:“臣位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朋党获讥,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罢,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

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事事皆唱反调,那就很难正确地用人和作出决策了。

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起于个人人事上的恩怨,缺少政见上比较系统的分野。《新唐书·李德裕传》亦言其事云:

始,吉甫相宪宗,牛僧孺、李宗闵对直言策,痛诋当路,条失政。吉甫诉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与为怨。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实继之。逢吉以议不合罢去,故追衔吉甫而怨度,摈德裕不得进。

逢吉夺度宰相而代之,“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论才干,牛、李二人都有才能,都曾几上几下,出将入相,亦都有事功。然而一旦涉及派系的关系,无论讨论时政还是人事的出入时,双方究竟在为国还是为身,那就很难说了。派别的偏见往往使人对国事的究竟迷乱不清,结果是两败俱伤,国事更加不堪。

纵观唐中叶的牛李党争,起于朝臣之间的倾轧,互结羽翼,然后在政见上相互拆台,最终各自形成朋党互相攻击。当时君王并未直接介入纠结,这在唐文宗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新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与李宗闵同入相时,文宗问李德裕“而知朝廷有朋党乎”,李德裕的答复是“今中朝半为党人”。文宗是想解除朝堂上的党争,但如果去掉一半朝臣,那还能办事吗?所以才有“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的感慨。从文宗处置牛、李党争问题上的态度,一是他反对党争,二是他不介入二党任何一边,这也很难。结果还是一党排斥另一党,先是牛党执政,后是李德裕系统执政。但无论哪一派执政,另一派只是贬为地方官。若李逢吉执政时,李德裕被摈斥在浙西八年。李宗闵执政时,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执政时,牛僧孺贬为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在淮甸六年,最终任东都留守。最严重的是李德裕贬崖州,死在海南岛。总体上看,还是不为过甚的好。苏轼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称:“牛、李之党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这里的牛、李之党,是指李宗闵和牛僧孺之党,李党并非李德裕之党,陷害李德裕的白敏中与令狐绹,令其党人李咸者,讼德裕辅政时阴事,而被罢为东都留守,再贬潮州司马,又贬崖州司户,李德裕被贬至崖州以后,牛僧孺也去世了。接下来唐宣宗大中年间是牛党的向敏中、令狐绹执政,党争的内耗是国力损伤,人才压抑,最终则是两败俱伤,王朝的统治在党争过程中逐渐衰落。唐朝的亡,亡在白马之祸。朱温杀唐之旧臣于白马驿,从唐宰相裴枢、独孤损起,被杀唐臣数百人,杀他们的罪名是朋党,从此唐朝廷为之一空。次年,唐哀帝逊位于朱温,唐帝国到此为止。可见牛李朋党之争的出现,实为亡国之兆。

从以上唐代牛李党争的情况可以知道,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对一个政权来说是致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朝廷内部出现党争,如汉代的党锢之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代的东林阉党之争等,最终都导致王朝的覆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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